高校周边的打印社，几无例外，打（复）印教材，是年底盘点时忽视不得的一个利润来源。某打印店说，我靠复印教材月均收入近一万。北青报记者采访学生后粗略统计，本科四年的数十门专业课教材，以复印的经济成本计，一个学生可省近千元。（3月14日《北京青年报》）
从单一的经济角度看，方便且帮大学生省钱，让打印社挣钱，双赢，顺理成章，似是好事。那么，新闻副标题里的“大学教材定价较高 学生买复印教材省一半钱 复印店已成众多出版社维权重点”，该怎样解读？其一，此事竟可能“惹火烧身”，让官司缠身；其二，让雾里之花在法律和事实面前显形，然后理性定夺。
首当其冲，需要看明白的是，打印社打（复）印教材的做法确有硬伤，一旦严格维权执法，打印社需担民事责任，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2014年9月25日，国家版权局官网上，一则行业动态新闻跃出，“刹住高校教材复印风”，发布出一次联盟行动，“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与四川省版权局、省内部分地市版权局及文化执法部门的负责人在成都举行座谈会，大家就目前高校教材复印成风现象进行了深入讨论，共同探讨如何采取更有效措施对此加以制止与防范”。座谈会澄明了现象，防范指向明确，“高校教材复印店已有团伙化趋势”，“以正版教材定价的三分之一的价格，用大型复印机和较专业的胶订机，高效生产”。
新闻里引用了海淀高校出版人的回应，和国外比，中国大学教材的定价仅约占其三分之一，说不上贵。虽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也相对不足，分析此问题时似乎需虑及国情斟酌，但我们应知，法律才是最大的人情，富含底线的警戒和公共人文的关怀。
来看法律专业人士的陈法、析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说，《著作权法》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属于合理使用范畴。我看这一规定，有一些“冷暖自知”的意味，和因此游荡的把握空间。分两个层次，第一，打印社主动销售复印教材，此侵权，无争议；第二，师生主动支付，请打印社打（复）印教材，供自己使用，此侵权，似有争议。但在赵占领看来，《著作权法》虽无具体规定，只要以盈利为目的复印书籍就构成侵权，与复印多少量无关。
无论师生、还是打印社，都心知肚明，市场上能否买到教材？！若能，应依法尊重作者的著作权，买。若不能，出版社则应反思，如何在中国的互联网+时代，将“蓝海战略”继续下去，开一朵满足小众需求读者的出版红花！
著作权意识，是看到了一纸的背后，每一位精神产品生产者付出的煎熬和心血。花钱购买并不贵的纸版教材，或电子书，尊重的是公共空间里每个普通公民的智力劳动的智慧和价值，培育的是人的文明素质和文化品鉴能力，与教育一样，与每一公民有关，实系百年大计，远非蝇头小利所可比。
新闻细读：高校打印店囤上百份盗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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