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省市的“诚信立法”加快了步伐，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已于6月1日生效，重庆市社会信用条例将于7月1日施行，上海、河南、天津等省市也都有了相关立法……在这阵诚信立法的浪潮中，笔者发现，“政府守信”成为一个高频的呼吁。
各地立法文本对此有着不同表述，但一个共同点是，都在强调政府是社会信用监督管理者的同时，更是带头遵守者、诚信示范者。作为第一部以社会信用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最为周全，不仅明确写入“依法兑现政策承诺，履行合同义务”，还要求“建立健全政务诚信记录，准确记录各级行政机关诚信履职情况”，并把考评结果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
应该说，政府守信本应是基本常识，常识需要重复，则说明守信在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心里未得到足够敬畏。这以往在媒体上并不鲜见，个别政府违约的推脱理由，常是政府换届、机构调整、相关责任人更替等等，前几日红星新闻披露的安徽一则案例更离奇，企业花巨资拿地，而政府未按约定连通道路、排污管网等基础设施，企业长达6年无法施工，政府反而要无偿收回土地。
讽刺的是，这个未履约的县级政府恰好叫“无为市”。这类“无为”，不是“无为而治”的善治，而是“无所作为”的失信。商业社会充满风险，市场主体无不如履薄冰，面对天然有强势地位的政府更是如此。政府诚信履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能消除诸多风险中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让企业对自身、官员、政府的行为有更稳定的预期。唯此，民间资本投资的信心、活力才会随之增长。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缺少违约问责机制，相关官员犯错成本较低。在诚信立法掀起新一轮热潮的当下，不少问题需要追问：什么原因造成了政府违约，市场主体曾向哪些部门求助，所得答复是否合理合法，最重要的是，哪些公职人员应该为此负责，负什么责？这可能不是单靠诚信立法就能解决，而需顶层设计、综合治理。监督政府守信，需要制度长出牙齿。
治国理政，无信不立。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是一条鲜明的施政主线。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服务、遵守契约，既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也关系到社会信用体系是否能够建成。自古以来，“毁树容易栽树难”，政府履约时的一丝懈怠，就可能让苦心经营多年的公信力、营商环境付之东流。
（文/ 韦小晓）
最近不少省市的“诚信立法”加快了步伐，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已于6月1日生效，重庆市社会信用条例将于7月1日施行，上海、河南、天津等省市也都有了相关立法……在这阵诚信立法的浪潮中，笔者发现，“政府守信”成为一个高频的呼吁。
各地立法文本对此有着不同表述，但一个共同点是，都在强调政府是社会信用监督管理者的同时，更是带头遵守者、诚信示范者。作为第一部以社会信用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最为周全，不仅明确写入“依法兑现政策承诺，履行合同义务”，还要求“建立健全政务诚信记录，准确记录各级行政机关诚信履职情况”，并把考评结果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
应该说，政府守信本应是基本常识，常识需要重复，则说明守信在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心里未得到足够敬畏。这以往在媒体上并不鲜见，个别政府违约的推脱理由，常是政府换届、机构调整、相关责任人更替等等，前几日红星新闻披露的安徽一则案例更离奇，企业花巨资拿地，而政府未按约定连通道路、排污管网等基础设施，企业长达6年无法施工，政府反而要无偿收回土地。
讽刺的是，这个未履约的县级政府恰好叫“无为市”。这类“无为”，不是“无为而治”的善治，而是“无所作为”的失信。商业社会充满风险，市场主体无不如履薄冰，面对天然有强势地位的政府更是如此。政府诚信履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能消除诸多风险中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让企业对自身、官员、政府的行为有更稳定的预期。唯此，民间资本投资的信心、活力才会随之增长。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缺少违约问责机制，相关官员犯错成本较低。在诚信立法掀起新一轮热潮的当下，不少问题需要追问：什么原因造成了政府违约，市场主体曾向哪些部门求助，所得答复是否合理合法，最重要的是，哪些公职人员应该为此负责，负什么责？这可能不是单靠诚信立法就能解决，而需顶层设计、综合治理。监督政府守信，需要制度长出牙齿。
治国理政，无信不立。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是一条鲜明的施政主线。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服务、遵守契约，既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也关系到社会信用体系是否能够建成。自古以来，“毁树容易栽树难”，政府履约时的一丝懈怠，就可能让苦心经营多年的公信力、营商环境付之东流。
（文/ 韦小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