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四川省江安县一武校学生郭亮（化名）在一次外出时，因阻止陌生男子骚扰一名女孩与其发生口角，因而将男子打成重伤二级，他也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6个月，缓刑3年。日前，郭亮将自己的遭遇发到网上，希望当时他帮助过的那名女孩能够“站出来”，能够让法庭就这起案件“再审一次”。郭亮至今认为自己当时是“见义勇为”，而法院认为他的行为属于“以暴制暴”。（4月20日《北京青年报》）
当代文明社会，“以暴制暴”不可取的理念，业已成为社会共识。不过，在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传统“正义观”的中国，当今的人们，仍会对充满正义感的“以暴制暴”，有着发自内心的认同感，甚至还会有声势浩大的民意支持基础。
不过，感情上的正义感倾向，并不能代替法治原则与规定——正义感的情怀，也不是“以暴制暴”的理由，更不会为法律所允；公众对此的推崇，也很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法律及社会后果。
在中国传统正义江湖的历史中，人们最为渴望与乐见的场景，是那一片快意江湖的“水浒天地”——好汉们路见不平，不仅“一声吼”，还会杀人如麻般地打抱不平。时至今日，广大读者仍会发自内心流露出对这种好汉行为的赞许。但是，要将此置放于当代法治社会背景下，很显然，打抱不平之名义下，那些杀人到眼红的好汉们，必然也会成为当代法治社会中“以暴制暴”而违法的罪犯了。
的确，即便于当下，在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冷漠事件常会发生的社会，人们自然渴望多一些正义者的挺身而出——这完全没有错。不过，正义之出手，是劝说、制止、报警等。哪怕在需要之时，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暴力”形式达致，但也一定要以“出手制止暴力行为发生”为限，即法律规定上的正常“正当防卫”的范围之内。如果正当防卫过度，非是制止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则就会令本为正义的行为，瞬间转化为“以暴制暴”了。
如在此案中，当事人正义出手时，是在被骚扰者已离开后，双方因产生口角冲突而致，这显然已不具正当防卫的条件了。此时正义感满怀的当事人，其暴力相向的行为，同时也就会产生法律后果。
像此前，曾出现过小偷被抓后，或被殴打，或被限制人身自由致其身亡；甚至有正义感的群众追捕小偷时，将其逼入水中而亡。最终，也就会有正义感满满者为此付出法律代价；这显然并非社会正义者之所想见。
此皆因为，出发点、目的性的正义感，并非是超越法律界线，并产生新暴力的依据与理由——这样的“超限”行为，并不具“正义”性质，反有涉嫌违法之虞。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虽提倡充满正义感的群众“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出手之限度，须是“制止违法暴力行为”，却不可逾越法律界限，在暴力犯罪嫌疑人停止违法行为或不再具暴力威胁性时，而仍以暴力的方式，达到“解气、出气”之目的。此时，人们只应报警，交由有执法权的部门依法处理。
面对此类正义感满满的事件，几乎每个围观者或读者，从情感上都会整齐划一、如出一辙地欢迎充满正义感的拳头挥出——对此感情与心情，人们或可以理解；
但我们又不得不谨防，如让情感的正义性肆意放纵于乌托邦式的快意江湖中，特别是在当下文明进步的法治社会里，若依然一致对此行为喝彩，就可能出现群体性对法治的视而不见。其最坏的可能暗示是，今后当非正义情形出现时，群众就可能会以暴力的手段群起而攻之——于是，携正义情感之名的“多数人暴力或暴政”，就有可能无法收拾地出现了。
对正义情感，当然可有满满的理解，但却不能赞同在其名义下产生出新的非法暴力。我们都须明白：无论何种形式的“以暴制暴”，其最终伤及的，将会是每个人。因为，当我们能够维护暴力违法者的正当人权时，显然就能更为全面地保护所有人的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侵犯了——这或许才是对人们满满的正义感，最为合情合理合法的现实注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