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能凭声量,而是要讲道理。
近日,南京零元面馆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不设领取门槛,只要自带碗筷,人人都能免费吃上一碗面。但却惹得周边廉价餐饮店抱怨,自家生意减少。尽管零元面馆老板称,愿补偿部分费用,但舆论却普遍同情廉价餐饮店。
这背后折射出的社会观念、思想变迁耐人寻味:一套观念在舆论里被悄悄置换掉了。
慎将餐饮店损失夸大为公共利益受损
首先,餐饮店老板的损失真实存在,但不能将餐饮店的损失,夸大为一种公共利益的损失。实际上,零元面馆即便走了,要弥补也很快,一辆三轮炒饭车就足以填补需求,这不是需要装修投入上百万才能开的餐厅。
其次,零元面馆和餐饮店的矛盾,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有人说,零元面馆的方式不好,没有精准针对应帮扶的对象。但是,筛选是要成本的,于民间慈善而言,鲜有能力去筛选,筛选成本远高于一碗面。
事实上,零元面馆本身并不是没有筛选,选址就是一种筛选;自带餐具,也是一种筛选方法;素面,也是一种筛选。甚至,零元店里的食客,本身也形成一种筛选。
这些筛选之下,倘若仍冲击周边餐饮店生意,只能说明,餐饮店顾客和零元面店目标帮助对象是重合的。所以,所谓筛选就能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
现在,压力之下,零元面馆提高了门槛:即日起,60岁以上老人、残障人士、环卫工人、快递员和外卖员可进店免费就餐。为什么是这些人?因为零元面馆承受不起其他筛选方式,这些人要么外貌特征明显,要么有制服,能一眼识别。
但这其实走偏了。周围那些干日结的、工作不稳定、四五十岁的人,反而因为很难识别,会被排除在外。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周边餐饮店的老板获益了,而那些做日结工作的人,利益则受损了。
勿让共情“失去”压倒事实与逻辑
如果不是来了一家慈善面馆,而是来了三家经营的面馆,周边餐饮店的生意同样可能变差,这又该如何?
事实上,慈善目的比市场竞争,在道德上更高,也更具合理性。真正的道德性不源自做慈善之人的崇高,而是源于更多的弱势者受到了帮助。
即便抑制了零元面馆,但部分周边商户认为,快递员、外卖员同样是自家主要客源,希望进一步协调供餐时间和服务对象。
不得不说,这些商家有点“霸道”了。不能因为有些人曾是他们的客源,所以就不能接受任何帮助和善意。
所以,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能凭声量,而是要讲道理。道理就是那些更底层、更基础、更珍贵的原则和观念。
商家想赚钱,没错;做慈善的想送人钱,也没错。但顾客兜里的钱,不是商家的权益。赚不到钱有损失,但权利并未受损。然而,抑制零元面馆,抑制的是个体行使自身财产的权利,这是一种更保守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干预,才更值得警惕。
这当然不是最好的慈善。但如果做善事的财产权都要被干涉,那在社会观念里,还有什么财产权的处置是不可能被干涉的?这是一条底线。
某种程度上,人们放弃道理,放弃权利框架,转而同情周边餐饮店老板,是因为当前的社会中,对“失去”特别敏感。
过去很多时候,共情更容易流向“本来就没有”的人,如那些处于底层的群体。而现在,面对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社会对“失去”的敏感度,远高于对“弱者”的敏感度。
这种“失去”是存量的消失,稳定的岗位、原本有的生意、奖金、预期中的收入。原本维持现状是寻常,但随着订单缩水、奖金减少甚至清零,本该保有的东西被拿走了。失去带来的失落、恐慌,远大于单纯的低收入。这种共情,本质上是不确定时代中的风险共振。
其实,很多事情,矛盾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穿透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去守住那些关于发展的、底层的常识。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02版)
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能凭声量,而是要讲道理。
近日,南京零元面馆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不设领取门槛,只要自带碗筷,人人都能免费吃上一碗面。但却惹得周边廉价餐饮店抱怨,自家生意减少。尽管零元面馆老板称,愿补偿部分费用,但舆论却普遍同情廉价餐饮店。
这背后折射出的社会观念、思想变迁耐人寻味:一套观念在舆论里被悄悄置换掉了。
慎将餐饮店损失夸大为公共利益受损
首先,餐饮店老板的损失真实存在,但不能将餐饮店的损失,夸大为一种公共利益的损失。实际上,零元面馆即便走了,要弥补也很快,一辆三轮炒饭车就足以填补需求,这不是需要装修投入上百万才能开的餐厅。
其次,零元面馆和餐饮店的矛盾,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有人说,零元面馆的方式不好,没有精准针对应帮扶的对象。但是,筛选是要成本的,于民间慈善而言,鲜有能力去筛选,筛选成本远高于一碗面。
事实上,零元面馆本身并不是没有筛选,选址就是一种筛选;自带餐具,也是一种筛选方法;素面,也是一种筛选。甚至,零元店里的食客,本身也形成一种筛选。
这些筛选之下,倘若仍冲击周边餐饮店生意,只能说明,餐饮店顾客和零元面店目标帮助对象是重合的。所以,所谓筛选就能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
现在,压力之下,零元面馆提高了门槛:即日起,60岁以上老人、残障人士、环卫工人、快递员和外卖员可进店免费就餐。为什么是这些人?因为零元面馆承受不起其他筛选方式,这些人要么外貌特征明显,要么有制服,能一眼识别。
但这其实走偏了。周围那些干日结的、工作不稳定、四五十岁的人,反而因为很难识别,会被排除在外。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周边餐饮店的老板获益了,而那些做日结工作的人,利益则受损了。
勿让共情“失去”压倒事实与逻辑
如果不是来了一家慈善面馆,而是来了三家经营的面馆,周边餐饮店的生意同样可能变差,这又该如何?
事实上,慈善目的比市场竞争,在道德上更高,也更具合理性。真正的道德性不源自做慈善之人的崇高,而是源于更多的弱势者受到了帮助。
即便抑制了零元面馆,但部分周边商户认为,快递员、外卖员同样是自家主要客源,希望进一步协调供餐时间和服务对象。
不得不说,这些商家有点“霸道”了。不能因为有些人曾是他们的客源,所以就不能接受任何帮助和善意。
所以,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能凭声量,而是要讲道理。道理就是那些更底层、更基础、更珍贵的原则和观念。
商家想赚钱,没错;做慈善的想送人钱,也没错。但顾客兜里的钱,不是商家的权益。赚不到钱有损失,但权利并未受损。然而,抑制零元面馆,抑制的是个体行使自身财产的权利,这是一种更保守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干预,才更值得警惕。
这当然不是最好的慈善。但如果做善事的财产权都要被干涉,那在社会观念里,还有什么财产权的处置是不可能被干涉的?这是一条底线。
某种程度上,人们放弃道理,放弃权利框架,转而同情周边餐饮店老板,是因为当前的社会中,对“失去”特别敏感。
过去很多时候,共情更容易流向“本来就没有”的人,如那些处于底层的群体。而现在,面对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社会对“失去”的敏感度,远高于对“弱者”的敏感度。
这种“失去”是存量的消失,稳定的岗位、原本有的生意、奖金、预期中的收入。原本维持现状是寻常,但随着订单缩水、奖金减少甚至清零,本该保有的东西被拿走了。失去带来的失落、恐慌,远大于单纯的低收入。这种共情,本质上是不确定时代中的风险共振。
其实,很多事情,矛盾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穿透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去守住那些关于发展的、底层的常识。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