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别民居类文物保护，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索差异化的活化路径。
“没人通知我们，家里的房子就被定级成了文物。”
据《人民日报》报道，有读者来信反映，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自家的老宅就被定为了文物。作为文物，维修不仅要向文物行政部门报批，还必须遵守文物修缮的严格规定。一些老房子因为没有及时得到修缮日渐破损，不仅无法正常居住，文物价值也大打折扣。
据统计，全国76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文物建筑40万余处，其中县级文保单位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保单位的低级别文物建筑占95%以上。从数量上看，量大面广的低级别和未定级民居，一直是民居类文物保护的主体。
这些民居在保护上的一个突出难点在于，虽纳入了保护范围，但具体如何保护，修缮资金从哪里来，标准如何把握，特别是产权人合理利用与文物保护之间的权责边界，都处于模糊地带。由此，往往出现“没审批不能修、没方案无法修、没支持无钱修”的困境。
要改变这种困局，关键是要树立分类保护思维。像一些处于文旅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或自身的规模、特色都比较突出，可能具备活化“开发”的价值，这意味着各方的保护意愿等会比较充分，保护压力也自然相对较小。
真正棘手的，是那些活化利用空间相对有限的民居。这种情况下，在守住文物保护底线的同时，应允许适度、科学的修缮改造，与时俱进地满足产权人的合理利用需要，或是贴合现实的活化方式。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在制度上激活产权人的保护积极性。实践中，这部分民居在被认定为文物前，往往都不需要告知并征得产权人的同意。这自然弱化了产权人自身的保护动力。
好在，目前已有一些地方着手解决。如上海、广东等地的保护条例，已开始针对历史建筑的认定，设置征求产权人意见的环节。
此外，更要允许和支持产权人进行合理改造。一方面，改变当前低级别文物修缮审批程序复杂、门槛过高的现状，更好满足产权人自身的修缮意愿。另一方面，对产权人的自主改造，不妨进一步给予合理的财政配套支持。
毕竟，文物修缮的要求较高，需要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往往比一般的改造高得多。这种情况下，在文保资金池中拿出一部分支持产权人自主修缮，不仅有利于提升产权人合理活化的意愿，也能体现保护责任在公共主体与产权人之间的合理分担。
说到底，低级别民居类文物保护，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索差异化的活化路径。为产权人的合理修缮、利用创造更好的条件，真正在守护历史文化与保障公众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02版）
低级别民居类文物保护，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索差异化的活化路径。
“没人通知我们，家里的房子就被定级成了文物。”
据《人民日报》报道，有读者来信反映，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自家的老宅就被定为了文物。作为文物，维修不仅要向文物行政部门报批，还必须遵守文物修缮的严格规定。一些老房子因为没有及时得到修缮日渐破损，不仅无法正常居住，文物价值也大打折扣。
据统计，全国76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文物建筑40万余处，其中县级文保单位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保单位的低级别文物建筑占95%以上。从数量上看，量大面广的低级别和未定级民居，一直是民居类文物保护的主体。
这些民居在保护上的一个突出难点在于，虽纳入了保护范围，但具体如何保护，修缮资金从哪里来，标准如何把握，特别是产权人合理利用与文物保护之间的权责边界，都处于模糊地带。由此，往往出现“没审批不能修、没方案无法修、没支持无钱修”的困境。
要改变这种困局，关键是要树立分类保护思维。像一些处于文旅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或自身的规模、特色都比较突出，可能具备活化“开发”的价值，这意味着各方的保护意愿等会比较充分，保护压力也自然相对较小。
真正棘手的，是那些活化利用空间相对有限的民居。这种情况下，在守住文物保护底线的同时，应允许适度、科学的修缮改造，与时俱进地满足产权人的合理利用需要，或是贴合现实的活化方式。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在制度上激活产权人的保护积极性。实践中，这部分民居在被认定为文物前，往往都不需要告知并征得产权人的同意。这自然弱化了产权人自身的保护动力。
好在，目前已有一些地方着手解决。如上海、广东等地的保护条例，已开始针对历史建筑的认定，设置征求产权人意见的环节。
此外，更要允许和支持产权人进行合理改造。一方面，改变当前低级别文物修缮审批程序复杂、门槛过高的现状，更好满足产权人自身的修缮意愿。另一方面，对产权人的自主改造，不妨进一步给予合理的财政配套支持。
毕竟，文物修缮的要求较高，需要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往往比一般的改造高得多。这种情况下，在文保资金池中拿出一部分支持产权人自主修缮，不仅有利于提升产权人合理活化的意愿，也能体现保护责任在公共主体与产权人之间的合理分担。
说到底，低级别民居类文物保护，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索差异化的活化路径。为产权人的合理修缮、利用创造更好的条件，真正在守护历史文化与保障公众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