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日晚出炉，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与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进入第二轮对决。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约47%有效选票，卢拉以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位居第二。根据巴西选举规则，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日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迅速将这一局面称为“重大胜利”，并预测决选将“非常胶着”。卢拉政府则谴责美方近期加征关税、撤销巴西驻华盛顿大使签证、暂停驻巴西领事服务等举动，是企图干预选举、支持右翼反对派。这场仍悬而未决的巴西大选，再次让拉美政治中反复出现的“钟摆现象”成为焦点。
所谓“钟摆现象”是指拉美国家左翼与右翼政治力量周期性交替执政，政策方向随之左右摇摆。它并非巴西独有，而是贯穿拉美现代政治史的一种规律性特征。
自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已经经历多轮左右轮替。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被视为新一轮左翼浪潮的起点。此后，巴西劳工党在2002年至2014年间连续赢得四届大选，阿根廷基什内尔夫妇主导的左翼政权执政十余年，玻利维亚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科雷亚、智利巴切莱特等左翼领导人相继上台，形成所谓“粉红浪潮”。
然而，2014年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经济衰退和腐败丑闻交织，左翼政权民意基础受损，右翼力量趁机反扑。巴西罗塞夫遭弹劾，博索纳罗2018年当选；阿根廷马克里2015年上台；智利皮涅拉再度执政。钟摆随之向右。
但右翼执政同样未能解决结构性难题。紧缩政策加剧社会不满，政治危机不断发酵，左翼又在新一轮选举中回归。2019年阿根廷费尔南德斯击败马克里，2022年巴西卢拉重返总统府，2022年智利博里奇上台，2020年玻利维亚阿尔塞当选，延续莫拉莱斯路线。可钟摆并未停住。2023年阿根廷极右翼米莱当选，2025年智利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赢得大选，厄瓜多尔、乌拉圭等国也出现右转。
“钟摆现象”的根源在于拉美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边缘位置上的结构性困境。左翼通常主张扩大社会福利、加强国家干预、推动资源国有化，以回应底层民众的分配诉求；右翼则强调财政纪律、市场开放、私有化和吸引外资，以应对通胀与增长压力。
当外部需求旺盛、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时，左翼的再分配政策拥有财政空间，容易赢得选举；当经济下行、通胀高企时，选民便转向右翼寻求“效率”和“秩序”。然而，右翼的紧缩往往伤及中下层，左翼的扩张又常受制于财政与国际市场，任何一方都难以长期执政。于是，钟摆便在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动员与稳定之间反复摇摆。
更值得注意的是，拉美政治的钟摆从来不是封闭系统内的自然摆动。美国作为超级大国，长期以“门罗主义”为名干涉拉美事务。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有美国支持，1973年智利民选左翼总统阿连德被军事政变推翻，美国均难辞其咎。2002年委内瑞拉短暂政变、2009年洪都拉斯政变、2019年玻利维亚政治危机中，也都能看到美国或明或暗的影子。
美国的战略逻辑一以贯之：凡被视为挑战其地区主导权的政权，往往遭到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甚至颠覆；而亲美派则获得政治背书和资源支持。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这一逻辑更加赤裸。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宣称要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
而最具冲击力的事件发生在今年年初：美军出动150多架飞行器突袭加拉加斯，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强行抓捕并押送至纽约关押，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国将“管理”委内瑞拉。这是美国数十年来在拉美采取的最直接的军事干预行动，标志着其对左翼政权的打压已从制裁、外交孤立和策动政变，升级为以武力直接清除。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对巴西右翼候选人的公开背书、对巴西选举进程的种种干预，就带有了更明确的战略信号。
在巴西大选前，美方对大量巴西产品加征关税，撤销巴西驻华盛顿大使签证，以“安全”为由暂停在巴西领事服务，而巴西则拒绝向两名计划会见弗拉维奥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特朗普还公开为拉美右翼候选人助选。这些举动已远超正常外交范畴，构成对巴西选举进程的实质性干预。
回到巴西，首轮投票的高弃权率尤其值得深思。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统计，弃权率高达21.08%，超过3340万选民未参与投票。这一数字既反映民众对政治极化的厌倦，也折射出左右两大阵营都未能有效回应底层对治安、就业、通胀和公共服务的不满。
特朗普的“重大胜利”之说，表明美国仍将巴西视为左右博弈的重要战场。拉美政治的钟摆不会停止摆动，但每一次摆动的幅度和方向，都不仅取决于巴西选民的选择，也取决于外部干涉与本土自主之间的角力。巴西第二轮投票正是观察这一角力的最新窗口。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第2版）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日晚出炉，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与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进入第二轮对决。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约47%有效选票，卢拉以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位居第二。根据巴西选举规则，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日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迅速将这一局面称为“重大胜利”，并预测决选将“非常胶着”。卢拉政府则谴责美方近期加征关税、撤销巴西驻华盛顿大使签证、暂停驻巴西领事服务等举动，是企图干预选举、支持右翼反对派。这场仍悬而未决的巴西大选，再次让拉美政治中反复出现的“钟摆现象”成为焦点。
所谓“钟摆现象”是指拉美国家左翼与右翼政治力量周期性交替执政，政策方向随之左右摇摆。它并非巴西独有，而是贯穿拉美现代政治史的一种规律性特征。
自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已经经历多轮左右轮替。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被视为新一轮左翼浪潮的起点。此后，巴西劳工党在2002年至2014年间连续赢得四届大选，阿根廷基什内尔夫妇主导的左翼政权执政十余年，玻利维亚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科雷亚、智利巴切莱特等左翼领导人相继上台，形成所谓“粉红浪潮”。
然而，2014年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经济衰退和腐败丑闻交织，左翼政权民意基础受损，右翼力量趁机反扑。巴西罗塞夫遭弹劾，博索纳罗2018年当选；阿根廷马克里2015年上台；智利皮涅拉再度执政。钟摆随之向右。
但右翼执政同样未能解决结构性难题。紧缩政策加剧社会不满，政治危机不断发酵，左翼又在新一轮选举中回归。2019年阿根廷费尔南德斯击败马克里，2022年巴西卢拉重返总统府，2022年智利博里奇上台，2020年玻利维亚阿尔塞当选，延续莫拉莱斯路线。可钟摆并未停住。2023年阿根廷极右翼米莱当选，2025年智利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赢得大选，厄瓜多尔、乌拉圭等国也出现右转。
“钟摆现象”的根源在于拉美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边缘位置上的结构性困境。左翼通常主张扩大社会福利、加强国家干预、推动资源国有化，以回应底层民众的分配诉求；右翼则强调财政纪律、市场开放、私有化和吸引外资，以应对通胀与增长压力。
当外部需求旺盛、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时，左翼的再分配政策拥有财政空间，容易赢得选举；当经济下行、通胀高企时，选民便转向右翼寻求“效率”和“秩序”。然而，右翼的紧缩往往伤及中下层，左翼的扩张又常受制于财政与国际市场，任何一方都难以长期执政。于是，钟摆便在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动员与稳定之间反复摇摆。
更值得注意的是，拉美政治的钟摆从来不是封闭系统内的自然摆动。美国作为超级大国，长期以“门罗主义”为名干涉拉美事务。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有美国支持，1973年智利民选左翼总统阿连德被军事政变推翻，美国均难辞其咎。2002年委内瑞拉短暂政变、2009年洪都拉斯政变、2019年玻利维亚政治危机中，也都能看到美国或明或暗的影子。
美国的战略逻辑一以贯之：凡被视为挑战其地区主导权的政权，往往遭到经济制裁、外交孤立甚至颠覆；而亲美派则获得政治背书和资源支持。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这一逻辑更加赤裸。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宣称要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
而最具冲击力的事件发生在今年年初：美军出动150多架飞行器突袭加拉加斯，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强行抓捕并押送至纽约关押，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国将“管理”委内瑞拉。这是美国数十年来在拉美采取的最直接的军事干预行动，标志着其对左翼政权的打压已从制裁、外交孤立和策动政变，升级为以武力直接清除。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对巴西右翼候选人的公开背书、对巴西选举进程的种种干预，就带有了更明确的战略信号。
在巴西大选前，美方对大量巴西产品加征关税，撤销巴西驻华盛顿大使签证，以“安全”为由暂停在巴西领事服务，而巴西则拒绝向两名计划会见弗拉维奥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特朗普还公开为拉美右翼候选人助选。这些举动已远超正常外交范畴，构成对巴西选举进程的实质性干预。
回到巴西，首轮投票的高弃权率尤其值得深思。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统计，弃权率高达21.08%，超过3340万选民未参与投票。这一数字既反映民众对政治极化的厌倦，也折射出左右两大阵营都未能有效回应底层对治安、就业、通胀和公共服务的不满。
特朗普的“重大胜利”之说，表明美国仍将巴西视为左右博弈的重要战场。拉美政治的钟摆不会停止摆动，但每一次摆动的幅度和方向，都不仅取决于巴西选民的选择，也取决于外部干涉与本土自主之间的角力。巴西第二轮投票正是观察这一角力的最新窗口。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