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全志》，杜赫德著，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
当西方人第一次来到东亚时，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传统的社会制度向近代民主国家过渡的启蒙时期。面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政治体系完备、国力雄厚且社会制度与本国迥异的中国，欧洲人逐渐将目光投向这一运转有序、文化多元、政治结构稳定的文明，并对其制度基础与社会秩序进行了持续关注。
中国社会的多元性曾引起传教士们的关注，他们首先注意到开封犹太人的存在，利玛窦甚至还专门派人到开封，访问了当地犹太人的后裔。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穆斯林群体的存在，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就介绍了自己与穆斯林接触的亲身经历，他说：
中国还有大量的摩尔人，并不是所有省份和所有城市都有，他生活在大的城镇。他们说当地的话，只识几个字，不知道他们原来的语言。我在南京遇见一个在该城生活的人，他向我读大卫(David),亚伯拉罕(Abraham)和伊萨克(lsaac)的名字，有如我自己读的那么清楚。他们的相貌、鼻、眼、须和面孔，与中国人完全相同。他们是商人、医师等。他们有在官府当官的。有的读书，参加考试常常当上曼达林(Mandarin,官僚),但没有当大官的。皇帝允许他们有公开的教规，他们奉行自己的宗教，但不十分严格。得到学位，或者当上官的，不很在意向上攀升。
如果说利玛窦、曾德昭只是介绍了明代的社会情况，那么法国来华传教士则见证了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多元中国，在康熙委托这些法国传教士绘制《皇舆全览图》后，他们走到了中国多地，从漠河到海南岛，从西藏到新疆。在广阔的大地上，他们看到了多元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国。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介绍了生活在中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注意到中国边疆地区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格局。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它的多元和生动，更在于内部秩序的有序。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杜赫德看来：
从总体上看，中国史学家诚实，只注重事实。我们看不出他们相信国家荣耀的信念是靠悠久历史来维系的。像其他民族一样，他们对邻国并没有出于利害关系或嫉妒心来篡改或编造它们的历史，而只是单纯列举主要事件，用作对后代进行教化的范例。
杜赫德指出，中国国家管理制度虽经历千百年变迁，但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他对中国的君主制度亦有详细论述：
中国政府整个的运行机制就像是父子之间互相履行义务。皇帝被视为天下之父，总督为其所管辖省的父亲，地方官则为其所治理的区县的父亲。正是基于这个非常简单的基本原则，中国百姓尊重官员，服从他们的命令，这样有助于支撑皇帝对整个政府部门的权威。
中国对官员实行严格的律法约束。法律明文规定，官员若不正当获取或索取八十两以上的银子，就要被判死刑。通常官员不会长期任职同一地方，升迁后会被调往与原任地无瓜葛之处，以避免产生徇私或不公。新任官员在当地无任何私交关系，因而他几乎没有理由偏袒地方势力。杜赫德写道：
每三年，都会有人对国家所有官员进行普遍调查，明确他们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品行的好坏。每个高层官员都要检查他的下属官员自上次调查之后或新近上任后的行为，并给每个人写评语，其中包含着他对他们的赞扬或训斥……由于钦差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即刻审讯有罪的官员，严格根据法律对他们进行处罚，或者，如果不公正的现象没有那么极端，他会把调查结果送给朝廷，由朝廷作出决定。
官员的管理还通过邸报制度得以实施。邸报会公布被免职官员的姓名及其原因，如违反朝廷规定、懈怠职务、量刑失当、贪污公款或缺乏治理能力等。若有官员被提拔至要职，遭到贬黜，或因过失被罚俸，邸报都会载明。同样，邸报也会记录各类案件信息，包括新任官员的重要任职信息，各省灾情与求援奏折，军费与民生需求、公共工程和皇帝恩诏等事宜的摘录。此外，御史、谏官等针对朝政事务及皇帝相关决策上呈的谏言奏章，也可能被邸报选载。甚至皇帝亲耕的日期也被注明，以示劝农；召集王公贵族、朝廷大员到京城受教育的时间亦会事先公布。杜赫德认为：
中国官报的形式保证了它在教育官员应当如何很好地治理百姓方面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因为在官报上官员们可以读到很详细的方法。同样，通过这份官报，他们可以了解在这个辽阔的国家里发生的公共事件，大部分人都会把他们对于官报上这些事件的观察和看法写下来，这些都可以指导他们的行为。
对于传教士们的这些记述，杜赫德认为，无论人们的成见如何，都无法否认通过传教士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是最可靠的。他们在这伟大国家的首都及各省度过大半生，比任何人都更加具备提供忠实可靠报告的能力。杜赫德写道，中国的景象是这样的：
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繁华的城市，它们的状况和面积、各色居民、被商业所吸引的人山人海的中国人、壮观的公共场所，以及那里呈现出的富饶丰裕、年收两季的丰田沃土出产稻谷林木和奇珍异果；品种繁多的金属矿石，采自山中的珍贵大理石，那些不能在任何其他气候中生长，根茎具有强身健体作用的稀有植物，提供各色各样鱼虾的为数众多的湖泊水渠，以及宽广深邃的河流，为便利民众而建的数量惊人、造型大胆、坚固结实、雕塑美观的桥梁。总而言之，为了生活方便、品位高尚，中国人不断地从艺术和自然中获取能够得到的一切。
通过传教士的笔，一个鲜活、多元、生动有序的中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有着开明君主的国家呈现在欧洲人的面前，正是这些记述在欧洲思想界掀起层层波澜。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第十一版）
《中华帝国全志》，杜赫德著，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
当西方人第一次来到东亚时，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传统的社会制度向近代民主国家过渡的启蒙时期。面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政治体系完备、国力雄厚且社会制度与本国迥异的中国，欧洲人逐渐将目光投向这一运转有序、文化多元、政治结构稳定的文明，并对其制度基础与社会秩序进行了持续关注。
中国社会的多元性曾引起传教士们的关注，他们首先注意到开封犹太人的存在，利玛窦甚至还专门派人到开封，访问了当地犹太人的后裔。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穆斯林群体的存在，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就介绍了自己与穆斯林接触的亲身经历，他说：
中国还有大量的摩尔人，并不是所有省份和所有城市都有，他生活在大的城镇。他们说当地的话，只识几个字，不知道他们原来的语言。我在南京遇见一个在该城生活的人，他向我读大卫(David),亚伯拉罕(Abraham)和伊萨克(lsaac)的名字，有如我自己读的那么清楚。他们的相貌、鼻、眼、须和面孔，与中国人完全相同。他们是商人、医师等。他们有在官府当官的。有的读书，参加考试常常当上曼达林(Mandarin,官僚),但没有当大官的。皇帝允许他们有公开的教规，他们奉行自己的宗教，但不十分严格。得到学位，或者当上官的，不很在意向上攀升。
如果说利玛窦、曾德昭只是介绍了明代的社会情况，那么法国来华传教士则见证了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多元中国，在康熙委托这些法国传教士绘制《皇舆全览图》后，他们走到了中国多地，从漠河到海南岛，从西藏到新疆。在广阔的大地上，他们看到了多元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国。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介绍了生活在中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注意到中国边疆地区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格局。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它的多元和生动，更在于内部秩序的有序。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杜赫德看来：
从总体上看，中国史学家诚实，只注重事实。我们看不出他们相信国家荣耀的信念是靠悠久历史来维系的。像其他民族一样，他们对邻国并没有出于利害关系或嫉妒心来篡改或编造它们的历史，而只是单纯列举主要事件，用作对后代进行教化的范例。
杜赫德指出，中国国家管理制度虽经历千百年变迁，但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他对中国的君主制度亦有详细论述：
中国政府整个的运行机制就像是父子之间互相履行义务。皇帝被视为天下之父，总督为其所管辖省的父亲，地方官则为其所治理的区县的父亲。正是基于这个非常简单的基本原则，中国百姓尊重官员，服从他们的命令，这样有助于支撑皇帝对整个政府部门的权威。
中国对官员实行严格的律法约束。法律明文规定，官员若不正当获取或索取八十两以上的银子，就要被判死刑。通常官员不会长期任职同一地方，升迁后会被调往与原任地无瓜葛之处，以避免产生徇私或不公。新任官员在当地无任何私交关系，因而他几乎没有理由偏袒地方势力。杜赫德写道：
每三年，都会有人对国家所有官员进行普遍调查，明确他们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品行的好坏。每个高层官员都要检查他的下属官员自上次调查之后或新近上任后的行为，并给每个人写评语，其中包含着他对他们的赞扬或训斥……由于钦差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即刻审讯有罪的官员，严格根据法律对他们进行处罚，或者，如果不公正的现象没有那么极端，他会把调查结果送给朝廷，由朝廷作出决定。
官员的管理还通过邸报制度得以实施。邸报会公布被免职官员的姓名及其原因，如违反朝廷规定、懈怠职务、量刑失当、贪污公款或缺乏治理能力等。若有官员被提拔至要职，遭到贬黜，或因过失被罚俸，邸报都会载明。同样，邸报也会记录各类案件信息，包括新任官员的重要任职信息，各省灾情与求援奏折，军费与民生需求、公共工程和皇帝恩诏等事宜的摘录。此外，御史、谏官等针对朝政事务及皇帝相关决策上呈的谏言奏章，也可能被邸报选载。甚至皇帝亲耕的日期也被注明，以示劝农；召集王公贵族、朝廷大员到京城受教育的时间亦会事先公布。杜赫德认为：
中国官报的形式保证了它在教育官员应当如何很好地治理百姓方面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因为在官报上官员们可以读到很详细的方法。同样，通过这份官报，他们可以了解在这个辽阔的国家里发生的公共事件，大部分人都会把他们对于官报上这些事件的观察和看法写下来，这些都可以指导他们的行为。
对于传教士们的这些记述，杜赫德认为，无论人们的成见如何，都无法否认通过传教士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是最可靠的。他们在这伟大国家的首都及各省度过大半生，比任何人都更加具备提供忠实可靠报告的能力。杜赫德写道，中国的景象是这样的：
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繁华的城市，它们的状况和面积、各色居民、被商业所吸引的人山人海的中国人、壮观的公共场所，以及那里呈现出的富饶丰裕、年收两季的丰田沃土出产稻谷林木和奇珍异果；品种繁多的金属矿石，采自山中的珍贵大理石，那些不能在任何其他气候中生长，根茎具有强身健体作用的稀有植物，提供各色各样鱼虾的为数众多的湖泊水渠，以及宽广深邃的河流，为便利民众而建的数量惊人、造型大胆、坚固结实、雕塑美观的桥梁。总而言之，为了生活方便、品位高尚，中国人不断地从艺术和自然中获取能够得到的一切。
通过传教士的笔，一个鲜活、多元、生动有序的中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有着开明君主的国家呈现在欧洲人的面前，正是这些记述在欧洲思想界掀起层层波澜。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