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浩成 肖小勇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大运河纵贯南北，绵延数千里。其中，北京段大运河不仅是这一伟大水利工程的北端枢纽，更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舞台。
永济渠畔启交融：多元汇聚的早期序章。北京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汇的前沿地带。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朝廷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这条运河的北端涿郡，治所即今天的北京西南一带。尽管开凿永济渠的直接动因在于经略辽东，但客观上，它首次将海河、黄河、淮河乃至长江水系与幽燕地区紧密连接起来，使中原王朝的物质力量与文脉能够更顺畅地抵达北方边塞重镇。唐代，幽州（今北京）既是抵御奚、契丹的军事重镇，也是胡汉商贾云集之地。运河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流动的人口与多元的文化。辽金时期，北京的地位发生了质的跃升，先后成为辽南京与金中都。这种从地域性中心向国家政治中心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更大范围内的民族交融。辽代契丹统治者承袭前代水道基础，部分疏通了运河，以转运“南京”军民所需。金代则正式以中都为国都，为解决漕运问题，开凿了由中都城至通州潞河的闸河。特别是金灭北宋后，将汴京的大批文物、典籍、工匠、乐师经运河北迁至中都，汉人工匠与女真统治者、渤海人等在中都共同经营建设，极大地推进了文化融合。可以说，隋代开凿的永济渠及后续实施的相关运河工程，为北京日后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奠定了历史根基。
大都气象冠古今：元代运河与交融高峰。如果说前代运河为北京地区的民族交融拉开了序幕，那么元代大运河经裁弯取直，加之通惠河的开凿使漕船直达大都，则将这一交融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至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郭守敬的规划，开凿了从通州直抵大都城内积水潭的通惠河。自此，江南漕船得以由杭州一路北上，直入皇城腹地。史载，通惠河竣工之后，“舳舻蔽水”，积水潭畔顿时成为“海外百货，山积云委”的繁华码头。这是一统王朝凭借运河之力，将国家政治心脏与经济富庶区、多民族聚居区紧密铆合在一起的辉煌创举。元大都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会。大运河所输送的不仅是物资，还有各色人群与文化。民族交融的深化，必然催生文化创造的奇观。元曲，这一彪炳中国文学史的艺术形式，其繁荣便与运河带来的都市人口集聚、多民族市井生活情趣的碰撞息息相关。通州张家湾自元代起为漕运码头，至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回族、汉族交错聚居的聚落，至今当地仍流传着各族船工共同守护码头、互助通婚的故事。元大都在世界东方所展现出的包容气度与融合力量，深深镌刻于运河的碧波之上，雄辩地证明：畅通的交往渠道，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坚实支撑。
漕运命脉聚认同：明清时期的交融深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作为“国家命脉”的地位得以完全确立。有明一代，每年经由运河运往京师的漕粮定额约四百万石，加之随船而来的大量商货，共同维系着京师宫廷、百官、军队及百姓的生计。清代沿袭旧制，并进一步强化了运河的管理与维护。大运河与北京的关系，由此进入“都无一日无运船，民无一日绝河音”的深度依存阶段。而这一庞大的物资流转过程，本身便是一曲由多民族共同谱写的团结奋进之歌。更为深远的是，大运河年复一年、润物无声地构建起人们对“大一统”国家的身体感知与情感认同。对京师百姓而言，运河关乎每日生计，各族人等共享开漕的欢腾，共受断流的困苦，在这共享开漕之利、共担断流之困的共同体生活中，日渐滋长出牢固的命运与共意识。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南巡，主要经由运河南下，其巡视河工、安抚民情的过程，也是向江南乃至全国展示中央权威、联结满汉等各族群情感的仪式性行程。运河沿岸大量出现的“御制诗碑”、河神庙，以及记录沿线各族民众共同参与水利建设的碑刻，无不成为这种共同体意识不断凝聚的注脚。
（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丝绸之路与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
史浩成 肖小勇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大运河纵贯南北，绵延数千里。其中，北京段大运河不仅是这一伟大水利工程的北端枢纽，更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舞台。
永济渠畔启交融：多元汇聚的早期序章。北京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汇的前沿地带。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朝廷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这条运河的北端涿郡，治所即今天的北京西南一带。尽管开凿永济渠的直接动因在于经略辽东，但客观上，它首次将海河、黄河、淮河乃至长江水系与幽燕地区紧密连接起来，使中原王朝的物质力量与文脉能够更顺畅地抵达北方边塞重镇。唐代，幽州（今北京）既是抵御奚、契丹的军事重镇，也是胡汉商贾云集之地。运河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流动的人口与多元的文化。辽金时期，北京的地位发生了质的跃升，先后成为辽南京与金中都。这种从地域性中心向国家政治中心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更大范围内的民族交融。辽代契丹统治者承袭前代水道基础，部分疏通了运河，以转运“南京”军民所需。金代则正式以中都为国都，为解决漕运问题，开凿了由中都城至通州潞河的闸河。特别是金灭北宋后，将汴京的大批文物、典籍、工匠、乐师经运河北迁至中都，汉人工匠与女真统治者、渤海人等在中都共同经营建设，极大地推进了文化融合。可以说，隋代开凿的永济渠及后续实施的相关运河工程，为北京日后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奠定了历史根基。
大都气象冠古今：元代运河与交融高峰。如果说前代运河为北京地区的民族交融拉开了序幕，那么元代大运河经裁弯取直，加之通惠河的开凿使漕船直达大都，则将这一交融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至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郭守敬的规划，开凿了从通州直抵大都城内积水潭的通惠河。自此，江南漕船得以由杭州一路北上，直入皇城腹地。史载，通惠河竣工之后，“舳舻蔽水”，积水潭畔顿时成为“海外百货，山积云委”的繁华码头。这是一统王朝凭借运河之力，将国家政治心脏与经济富庶区、多民族聚居区紧密铆合在一起的辉煌创举。元大都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会。大运河所输送的不仅是物资，还有各色人群与文化。民族交融的深化，必然催生文化创造的奇观。元曲，这一彪炳中国文学史的艺术形式，其繁荣便与运河带来的都市人口集聚、多民族市井生活情趣的碰撞息息相关。通州张家湾自元代起为漕运码头，至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回族、汉族交错聚居的聚落，至今当地仍流传着各族船工共同守护码头、互助通婚的故事。元大都在世界东方所展现出的包容气度与融合力量，深深镌刻于运河的碧波之上，雄辩地证明：畅通的交往渠道，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坚实支撑。
漕运命脉聚认同：明清时期的交融深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作为“国家命脉”的地位得以完全确立。有明一代，每年经由运河运往京师的漕粮定额约四百万石，加之随船而来的大量商货，共同维系着京师宫廷、百官、军队及百姓的生计。清代沿袭旧制，并进一步强化了运河的管理与维护。大运河与北京的关系，由此进入“都无一日无运船，民无一日绝河音”的深度依存阶段。而这一庞大的物资流转过程，本身便是一曲由多民族共同谱写的团结奋进之歌。更为深远的是，大运河年复一年、润物无声地构建起人们对“大一统”国家的身体感知与情感认同。对京师百姓而言，运河关乎每日生计，各族人等共享开漕的欢腾，共受断流的困苦，在这共享开漕之利、共担断流之困的共同体生活中，日渐滋长出牢固的命运与共意识。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南巡，主要经由运河南下，其巡视河工、安抚民情的过程，也是向江南乃至全国展示中央权威、联结满汉等各族群情感的仪式性行程。运河沿岸大量出现的“御制诗碑”、河神庙，以及记录沿线各族民众共同参与水利建设的碑刻，无不成为这种共同体意识不断凝聚的注脚。
（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丝绸之路与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