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心理咨询行业发展，需要通过立法与制度设计，从培训资质到业务开展建立更明确的标准和监管分工。
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以来，红星新闻记者收到多位消费者反映，称“全民幸福社”涉嫌利用环环相扣的培训课程，对参与者实施“心灵操控”“敛财”。
今年4月，记者以学员身份，先后进入“全民幸福社”在深圳的“教练之道”成长班和西安的“教练式排列”成长班暗访发现，一些白领高管深陷其中，在培训现场被引导作出痛哭、尖叫、下跪等极端行为，学员甚至被关在室内通宵打电话拉拢新学员，而课程费用高达数万至数十万元不等。
近年来，类似以心理培训为名行心灵操控、洗脑敛财乃至发展分销之实的案件，已被曝光多起。从此次调查的情况和学员的反馈来看，“全民幸福社”的运作手法与此前多起案件高度相似，带有明显的操控、诱导和传销色彩。
尽管涉事机构的具体行为及其法律定性，仍有待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核查，但此案无疑再次提醒全社会，对心理服务领域的乱象及其蔓延程度，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比如，“全民幸福社”就号称在全国有50多家合作机构、5000多个“分院”（代理），且学员中不乏高学历白领，一些人甚至借钱“学习”、刷信用卡“学习”。这些细节表明，此类机构的影响力和蛊惑性不容低估。
每每遇到此类案件，社会舆论都呼吁要强化监管。但问题的解决，显然没那么简单。应该看到，在当前社会压力普遍增大、焦虑情绪蔓延的大背景下，心理咨询的需求越来越成为刚需。
那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心理服务机构，实质上是迎合市场对“速效”心理问题解决方案的需求。而它们最终往往偏离专业伦理，甚至走向操控敛财的“邪路”，背后还有诸多现实诱因。
如在从业者的资质认定上，目前就存在明显的真空。自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后，相关培训行业缺乏统一的准入门槛，大量不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员加速涌入市场，部分平台和咨询师也存在诱导消费等行为。
以“全民幸福社”为例，其两位创始人均非心理学专业出身，也不在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注册系统中。
而如此不“专业”的机构能够存续多年，又对应着巨大的监管模糊地带。公开报道显示，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心理咨询机构工商登记、收费等进行管理，但对服务质量和专业水平却难以覆盖。
现行的精神卫生法虽然明确区分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规定了心理咨询师不得从事心理治疗，但并未明确心理咨询机构该由谁来管理。这种制度空白，客观上也为“擦边球”行为和行业“异化”提供了空间。因此，通过立法与制度设计，从培训资质到业务开展建立更明确的标准和监管分工，已刻不容缓。
还要看到，正规的心理咨询服务的供给不足，也让问题机构有了更大的可乘之机。
目前中国心理咨询师人才缺口较大。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在今年4月发布的《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各级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各县（区）至少有1所医院提供心理门诊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基本健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及正规服务体系建设，有必要加快速度。
此外，社会认知层面的偏差同样值得注意。一方面，心理咨询本身门槛较高，再加之流派众多、概念繁杂，容易放大误导性；另一方面，公众对心理问题的“病耻感”依然较强，不少人把“心理困扰”等同于“精神疾病”，这种认知误区也容易加剧“病急乱投医”，进一步放大非正规机构“作妖”的空间。
可以说，“全民幸福社”等事件或只是当前社会心理咨询领域乱象的一个缩影。它提醒社会，完善制度和监管、扩大正规服务并加强社会科普，让“全民幸福社们”再无法操控心灵和钱包，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规范心理咨询行业发展，需要通过立法与制度设计，从培训资质到业务开展建立更明确的标准和监管分工。
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以来，红星新闻记者收到多位消费者反映，称“全民幸福社”涉嫌利用环环相扣的培训课程，对参与者实施“心灵操控”“敛财”。
今年4月，记者以学员身份，先后进入“全民幸福社”在深圳的“教练之道”成长班和西安的“教练式排列”成长班暗访发现，一些白领高管深陷其中，在培训现场被引导作出痛哭、尖叫、下跪等极端行为，学员甚至被关在室内通宵打电话拉拢新学员，而课程费用高达数万至数十万元不等。
近年来，类似以心理培训为名行心灵操控、洗脑敛财乃至发展分销之实的案件，已被曝光多起。从此次调查的情况和学员的反馈来看，“全民幸福社”的运作手法与此前多起案件高度相似，带有明显的操控、诱导和传销色彩。
尽管涉事机构的具体行为及其法律定性，仍有待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核查，但此案无疑再次提醒全社会，对心理服务领域的乱象及其蔓延程度，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比如，“全民幸福社”就号称在全国有50多家合作机构、5000多个“分院”（代理），且学员中不乏高学历白领，一些人甚至借钱“学习”、刷信用卡“学习”。这些细节表明，此类机构的影响力和蛊惑性不容低估。
每每遇到此类案件，社会舆论都呼吁要强化监管。但问题的解决，显然没那么简单。应该看到，在当前社会压力普遍增大、焦虑情绪蔓延的大背景下，心理咨询的需求越来越成为刚需。
那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心理服务机构，实质上是迎合市场对“速效”心理问题解决方案的需求。而它们最终往往偏离专业伦理，甚至走向操控敛财的“邪路”，背后还有诸多现实诱因。
如在从业者的资质认定上，目前就存在明显的真空。自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后，相关培训行业缺乏统一的准入门槛，大量不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员加速涌入市场，部分平台和咨询师也存在诱导消费等行为。
以“全民幸福社”为例，其两位创始人均非心理学专业出身，也不在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注册系统中。
而如此不“专业”的机构能够存续多年，又对应着巨大的监管模糊地带。公开报道显示，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心理咨询机构工商登记、收费等进行管理，但对服务质量和专业水平却难以覆盖。
现行的精神卫生法虽然明确区分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规定了心理咨询师不得从事心理治疗，但并未明确心理咨询机构该由谁来管理。这种制度空白，客观上也为“擦边球”行为和行业“异化”提供了空间。因此，通过立法与制度设计，从培训资质到业务开展建立更明确的标准和监管分工，已刻不容缓。
还要看到，正规的心理咨询服务的供给不足，也让问题机构有了更大的可乘之机。
目前中国心理咨询师人才缺口较大。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在今年4月发布的《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各级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各县（区）至少有1所医院提供心理门诊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基本健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及正规服务体系建设，有必要加快速度。
此外，社会认知层面的偏差同样值得注意。一方面，心理咨询本身门槛较高，再加之流派众多、概念繁杂，容易放大误导性；另一方面，公众对心理问题的“病耻感”依然较强，不少人把“心理困扰”等同于“精神疾病”，这种认知误区也容易加剧“病急乱投医”，进一步放大非正规机构“作妖”的空间。
可以说，“全民幸福社”等事件或只是当前社会心理咨询领域乱象的一个缩影。它提醒社会，完善制度和监管、扩大正规服务并加强社会科普，让“全民幸福社们”再无法操控心灵和钱包，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