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草案》中提到，通过人行横道使用手机等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将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11月26日 《河南商报》）
其实，通过明文规定对"过马路玩手机"实施具体的惩罚措施，在地方上已非首例。今年10月，浙江省嘉兴市的《嘉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针对“低头玩手机”过马路等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最高可罚50元；温州市在今年一月开始实行的《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也把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低头看手机列为需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违者将被警告或罚款。此次，河南省也拟对过马路玩手机者"开罚单"，这一提案引起一片叫好声，治理斑马线上的“低头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同期许。
随着智能终端的全民化普及，手机成为了"贴身携带"的亲密物件，与电子产品难分难解的"低头族"群体也日益壮大。从家庭饭桌，到公共交通工具，再到如今的大街小巷中、甚至斑马线上，都随处可见双眼聚焦于手中方寸屏幕的"低头族"们。
中国青年报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2.2％的受访者有步行过马路玩手机的经历，步行过马路时从不玩手机的受访者仅占27.8。随时随地“低头”的不良习性，已酿成了一桩桩血淋淋的悲剧。2013年4月，江苏常州两名青年因为低头玩手机，在绿灯已经转为红灯时过马路，被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飞；2015年5月，广东中山一女子边横过马路边看手机，被一辆货车撞倒在地，随即又被迎面而来的一辆车辗压；2017年5月，女子胡某低头因低头看手机闯红灯，与一辆向正前方行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摩托车乘客张某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马路低头族们的"高危行为"背后，是安全意识的缺乏和侥幸心理在作祟，是对交通规则和生命安全的漠视，这种心态需通过“自上而下”的硬性措施来“矫正。”设置处罚条例，一方面可为交通执法人员提供惩治依据，在今后面临“过马路玩手机”的危险行为时，能够有据可依地进行制止教育并给予处罚措施，避免潜在事故的发生，从而进一步维持交通秩序、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此外，通过最直接有效的罚款和警告，即便暂不能完全杜绝和消除"过马路玩手机"的不良现象，也可以给"低头族们"提个醒，用法律性规定遏制威胁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起到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市民整体文明素质的作用。
当然，人们对这一规定能否顺利实行的质疑也需得到重视。如，“过马路玩手机”的概念是否需要更为清晰的界定，等绿灯时看一眼信息会不会被罚？边打电话边过马路是不是违规？这些问题需得到进一步细化。此外，相比于对车辆行驶的智能化监管，对行人违规行为的监控和捕捉将面临更大困难。在交管部门执法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对行动灵活的行人进行准确化取证，也将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用罚款、警告等硬性手段惩罚过马路玩手机的行为，从行动和意识层面为不文明交通现象提了醒，不失为一种消除“低头族”潜在危害的有效方式。对于落实过程中的难处和不足，则需要相关主体去积极探索、主动思考，在实施过程中逐步破解困境、不断完善措施。
11月25日，《河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草案》中提到，通过人行横道使用手机等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将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11月26日 《河南商报》）
其实，通过明文规定对"过马路玩手机"实施具体的惩罚措施，在地方上已非首例。今年10月，浙江省嘉兴市的《嘉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针对“低头玩手机”过马路等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最高可罚50元；温州市在今年一月开始实行的《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也把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低头看手机列为需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违者将被警告或罚款。此次，河南省也拟对过马路玩手机者"开罚单"，这一提案引起一片叫好声，治理斑马线上的“低头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同期许。
随着智能终端的全民化普及，手机成为了"贴身携带"的亲密物件，与电子产品难分难解的"低头族"群体也日益壮大。从家庭饭桌，到公共交通工具，再到如今的大街小巷中、甚至斑马线上，都随处可见双眼聚焦于手中方寸屏幕的"低头族"们。
中国青年报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2.2％的受访者有步行过马路玩手机的经历，步行过马路时从不玩手机的受访者仅占27.8。随时随地“低头”的不良习性，已酿成了一桩桩血淋淋的悲剧。2013年4月，江苏常州两名青年因为低头玩手机，在绿灯已经转为红灯时过马路，被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飞；2015年5月，广东中山一女子边横过马路边看手机，被一辆货车撞倒在地，随即又被迎面而来的一辆车辗压；2017年5月，女子胡某低头因低头看手机闯红灯，与一辆向正前方行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摩托车乘客张某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马路低头族们的"高危行为"背后，是安全意识的缺乏和侥幸心理在作祟，是对交通规则和生命安全的漠视，这种心态需通过“自上而下”的硬性措施来“矫正。”设置处罚条例，一方面可为交通执法人员提供惩治依据，在今后面临“过马路玩手机”的危险行为时，能够有据可依地进行制止教育并给予处罚措施，避免潜在事故的发生，从而进一步维持交通秩序、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此外，通过最直接有效的罚款和警告，即便暂不能完全杜绝和消除"过马路玩手机"的不良现象，也可以给"低头族们"提个醒，用法律性规定遏制威胁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起到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市民整体文明素质的作用。
当然，人们对这一规定能否顺利实行的质疑也需得到重视。如，“过马路玩手机”的概念是否需要更为清晰的界定，等绿灯时看一眼信息会不会被罚？边打电话边过马路是不是违规？这些问题需得到进一步细化。此外，相比于对车辆行驶的智能化监管，对行人违规行为的监控和捕捉将面临更大困难。在交管部门执法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对行动灵活的行人进行准确化取证，也将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用罚款、警告等硬性手段惩罚过马路玩手机的行为，从行动和意识层面为不文明交通现象提了醒，不失为一种消除“低头族”潜在危害的有效方式。对于落实过程中的难处和不足，则需要相关主体去积极探索、主动思考，在实施过程中逐步破解困境、不断完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