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拄着拐杖查房 通讯员李彬摄
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穿过50米长的走廊，进了病房，俯身检查。他一只脚站着，另一只打石膏的脚靠着床沿，弯着身子，检查得蛮仔细。
这个患者家属眼中的他叫张勇，武汉儿童医院整形外科的医生。在儿童医院，带病带伤上班的医生，张勇不是个例。张勇所在的整形外科有50张床位，按正常比例，应该配12名医生，但实际情况是长期只有10人，现在进修一人，若张勇病休，实际在岗只有8人，平均一个医生要负责管床9个患儿，根本忙不过来。按照1个儿科医生管理4张病床这一最佳配备比来计算，仅湖北省，儿科医生缺口至少有2万人。全国儿科医生的缺口据不完全统计是20万人。
二胎时代的来临，让捉襟见肘的儿科医生短缺问题更加凸显。儿科医生“难招”也“难做”，众所周知。因为面对患者的特殊性，儿科医生普遍工作强度大压力大、薪酬待遇低、职业风险高、就业幸福感不强，从而导致了儿科对口从业意愿不强，岗位稳定性相对较差。
好消息是，儿科医生的缺口问题也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国家卫计委正协调教育部恢复儿科学专业本科招生。这意味着，从1999年起停止招生的儿科学专业将有望时隔17年后恢复本科招生。但生源问题最多只能解决一部分专业儿科医生“难招”问题，如何解决儿科医生“难做”问题，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让医生在制度范围内，保存职业体面尊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才是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核心问题。而不是依靠少数医生的“奉献”行为，用“敬业、奉献、情怀” 绑架医生的职业选择，忽视医生自身的职业需求和权益。成熟完善的制度从来不是以牺牲个体的权益获得的。而是让个体在制度中享受权益，分担义务。
我们希望有更多像张勇一样爱岗敬业的好医生，更希望有一个让好医生生病受伤可以安心休息的机会，因为他也可能成为一个病人，将心比心。（香山评论专职评论员 池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