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下午，攀枝花市邓钢明的儿子邓树超跳入金沙江，自杀身亡。12月3日，在金沙江与雅砻江交汇处，邓树超遗体被渔民发现。邓钢明说，他和妻子前去认尸，渔民却要收1.8万元的捞尸费，后经协商仍然要收8000元，而他家中经济非常困难，拿不出这么多钱，眼睁睁看着儿子遗体浸泡在江中。后在民警协调下，邓钢明付了5400元后，渔民将儿子遗体打捞上岸。（12月8日《华西都市报》）
可以说，近年来，公众对渔民“挟尸要价”事件并不陌生，2009年10月份，湖北荆州的大学生何东旭、方招、陈及时为救溺水儿童牺牲，后打捞公司打捞尸体时竟然漫天要价，一共收取了3.6万元的捞尸费。虽然渔民“挟尸要价”伤害了死者家属感情，并涉嫌违反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但此事件背后，凸显出在相关领域公共服务及民间公益团队的缺失。
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荆州长江大学的3名学生为救溺水儿童壮烈牺牲，打捞公司漫天要价，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不仅不为所动，而且挟尸要价，共收取了3.6万元的捞尸费。后经媒体报道，引发社会舆论强烈谴责。《挟尸要价》图片夺得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金镜头奖，也曾引发质疑之声。图片来自《潇湘晨报》
渔民“挟尸要价”事件，固然有违社会公德，让拥有最朴素善良情感的人难以接受。但如果仔细梳理分析，很难称其做法系违法行为。从法律上层面讲，渔民对溺水者的死亡并无过错，其没有救助溺水者和打捞尸体的义务。而且，正如打捞者而言，打捞尸体需要一定的技能，需要冒一定的风险，要耗费一定的财力物力。打捞者视工作难度向死者家属索要一定的费用并无不当。只要其要价合理，也不能认为其属于民法上乘人之危，死者家属事后可以此理由反悔，主张撤销合同。
当然，尸体属于特殊物品，需要特殊保管、处理，打捞者无权留置，如果打捞者擅自扣留尸体以此索要打捞费用，既有违道德风尚，又涉嫌侵犯死者亲属权利，更可能构成侮辱尸体罪。或者说，打捞者扣留尸体后，为索要财物有威胁、敲诈行为，且情节恶劣，则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此事件中，经民警协调，打捞费降为5400元，死者的遗体也已运走。也即，尚不能认为渔民的“挟尸要价”属于违法行为。
此事件暴露的问题是，由于溺水者毕竟是少数，打捞尸体又需要一定的设备和技能。各地政府多数没有设置相应的公共服务部门。虽然消防部门称，由消防部门打捞无需收费，但消防部门不是专门为此而设的服务机构，也未必擅长打捞业务，由其承担此项职责未必能够有效解决公共服务短板问题。退一步说，即便有民政、慈善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资助部分打捞费用，也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
溺水而亡是小概率事件，但打捞遗体却是专业工作，并涉及到多个职能部门。政府部门不应处于缺位状态，理当为死者家属提供基本的打捞服务，不能让其在失去亲人的同时再陷入孤立无援，无钱打捞遗体的窘迫境地。
具体而言，可由渔政等部门成立打捞团队，为不幸者提供打捞等基本服务。或者鼓励民间热心人事成立公益组织，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在兼顾成本的基础上适当地收取费用。避免“挟尸要价”事件的再次发生，成为压垮不幸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