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清华北大奖10万”的奖励机制，确定不是在助长“考霸”？
这两天，“北大退学复读生二次考取北大后未报到：校长承诺奖10万未兑现”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
据媒体报道，来自贵州毕节的小陈2019年考入北大护理系，被高中母校奖励10万元，但入学半年后退学。2020年，他又参加高考，在高中校长建议下，继续填报了北大护理系，但被录取后并未报到，准备再次复读。因校长承诺的10万元奖励迟迟未兑现，近日他求助媒体。10月26日，据媒体披露，小陈已收到学校10万元奖励。
有网友质疑小陈是为了钱才选择复读。小陈本人则回应，复读真的不是为了钱，下次高考准备冲刺北大数学系。据报道，小陈出身贫困家庭，想通过读书、高考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在此事件中，讨论个体的选择，意义不会太大，更该反思的问题是：激励“考霸”的重奖机制，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
“考霸”现象其实是“清北崇拜”的畸形附属物。这些年来，全社会弥漫着的“清北崇拜”现象非常严重，这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不少地方都有重奖考上北大清华学生的政策，并把有多少学生考进北大清华作为地方和学校最重要的办学政绩。
一名学生考进北大清华后，会收到包括当地政府、社区、企业等多方的奖励，比如东莞市东城温塘社区就有个“传统”，对考取清华北大的社区学子奖励20万元。
这种奖励机制固然能体现社会对优秀学子的高度认可，也有其进步意义，但也不可避免会刺激“名校情结”，尤其是“清北崇拜”。
为体现“北清至上”，各地各校还拉开奖励差距，设置为北清、其他“双一流”大学等不同奖励档，这无疑会加剧升学竞争，也助推高分复读现象。
由此看，要消除“考霸”现象，还要回到“北清崇拜”这个根子上。前不久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出台这一规定，就是致力于治理扭曲的升学政绩观，但这一规定要得到落实，还需要进一步配套措施。比如，如果地方政府坚持以高考成绩奖励学校、教师、学生，谁来追究其责任？这问题就该有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总体看来，社会舆论对于重奖高分学生并不反对。一些民办学校、复读机构、企业奖励高分学生，属于企业自主行为，用的也是企业自己的钱，很难约束。
但此举的导向问题却值得思考：鼓励努力学习当然没问题，可如果是助长“清北情结”，那就过了。
一言以蔽之，一边是禁止炒作高考分数、状元，政策要求政府部门、公办学校不重奖高分学生；一边是各地和有关方面我行我素，由此而带来的政策落实处于尴尬境地，不能不正视——这需要改革教育政绩观，不能再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而应推进人才评价改革，扭转用人中的“唯名校”、“唯学历”导向，形成多元人才观。
这里面，考上清华或北大就重奖的扭曲奖励机制，也该摒弃了。
“考上清华北大奖10万”的奖励机制，确定不是在助长“考霸”？
这两天，“北大退学复读生二次考取北大后未报到：校长承诺奖10万未兑现”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
据媒体报道，来自贵州毕节的小陈2019年考入北大护理系，被高中母校奖励10万元，但入学半年后退学。2020年，他又参加高考，在高中校长建议下，继续填报了北大护理系，但被录取后并未报到，准备再次复读。因校长承诺的10万元奖励迟迟未兑现，近日他求助媒体。10月26日，据媒体披露，小陈已收到学校10万元奖励。
有网友质疑小陈是为了钱才选择复读。小陈本人则回应，复读真的不是为了钱，下次高考准备冲刺北大数学系。据报道，小陈出身贫困家庭，想通过读书、高考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在此事件中，讨论个体的选择，意义不会太大，更该反思的问题是：激励“考霸”的重奖机制，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
“考霸”现象其实是“清北崇拜”的畸形附属物。这些年来，全社会弥漫着的“清北崇拜”现象非常严重，这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不少地方都有重奖考上北大清华学生的政策，并把有多少学生考进北大清华作为地方和学校最重要的办学政绩。
一名学生考进北大清华后，会收到包括当地政府、社区、企业等多方的奖励，比如东莞市东城温塘社区就有个“传统”，对考取清华北大的社区学子奖励20万元。
这种奖励机制固然能体现社会对优秀学子的高度认可，也有其进步意义，但也不可避免会刺激“名校情结”，尤其是“清北崇拜”。
为体现“北清至上”，各地各校还拉开奖励差距，设置为北清、其他“双一流”大学等不同奖励档，这无疑会加剧升学竞争，也助推高分复读现象。
由此看，要消除“考霸”现象，还要回到“北清崇拜”这个根子上。前不久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出台这一规定，就是致力于治理扭曲的升学政绩观，但这一规定要得到落实，还需要进一步配套措施。比如，如果地方政府坚持以高考成绩奖励学校、教师、学生，谁来追究其责任？这问题就该有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总体看来，社会舆论对于重奖高分学生并不反对。一些民办学校、复读机构、企业奖励高分学生，属于企业自主行为，用的也是企业自己的钱，很难约束。
但此举的导向问题却值得思考：鼓励努力学习当然没问题，可如果是助长“清北情结”，那就过了。
一言以蔽之，一边是禁止炒作高考分数、状元，政策要求政府部门、公办学校不重奖高分学生；一边是各地和有关方面我行我素，由此而带来的政策落实处于尴尬境地，不能不正视——这需要改革教育政绩观，不能再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而应推进人才评价改革，扭转用人中的“唯名校”、“唯学历”导向，形成多元人才观。
这里面，考上清华或北大就重奖的扭曲奖励机制，也该摒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