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对全社会发布。这是北京市努力打造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最佳实践的重要政策创新与集成。《行动计划》用“北京效率”“北京服务”“北京标准”“北京诚信”营商环境四大示范工程，推动实现政府观念和角色转变。
1效率
“效率”的要义在于提高企业办事的便利程度，节约制度成本。其主要内容是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北京市提出加强智慧政务顶层设计，深入实施“放管服”改革，转变的关键是打造全市统一的事前宽进、事中快办、事后严管的审批与监管模式。以技术标准规范类行政审批事项为重点，以一个事项一个部门最多一次审批为原则，进一步取消审批事项，再造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建立“便民、公开”的监管方式，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监管把服务企业和群众的事情办好，充分展示国际一流水平。例如，《行动计划》创新提出，要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多规合一”的科学编制机制，探索以“区域规划同评”替代项目逐一评估，通过政府部门制定技术标准规范，进而推行企业项目承诺制。随着诸项改革措施的到位，投资项目审批环节将大大减少，施工许可审批效率将全面提高。
2服务
“服务”的要义在于政府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它直接触及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本质问题，是衡量营商环境优劣的试金石。围绕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回答两个重要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本质应该是什么？
要解决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应承担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克服政府的路径依赖和监管冲动，做到“无事不扰”。政府除了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外，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向企业和社会赋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外部监督与制衡机制。尤其对民营企业而言，消除政府的不必要干预，是公平竞争、放手发展的前提条件。要把政商关系转变为法治框架内的政企关系，以企业家精神得到真正尊重和充分发挥作为互动原则，有效遏制腐败的政商关系，构建“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最大程度减少审批程序。在提高办事效率上最关键的一招，就是最大程度地让企业和群众少找政府办事。要从过去求政府办事，逐步变成少找政府也能办事，再到只要企业守法经营，政府不得“不请自来”，政企之间建立起权责清晰的关系界线。要把权力还给市场，并且用法律固定下来。要坚决斩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与资源要素之间的利益链条，培育和健全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要素市场。只要企业生产经营的绝大多数要素都能从市场通过公平交易获得，自然就会减少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和诉求，使少找政府办事成为可能。例如，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包括北京市等超大城市在内的城市应面向更多群体放开户籍或提高落户的便利性。这将有利于形成一个结构层级更加丰富、数量更加宏大、质量更加尖端的人才资源“蓄水池”，在符合市场规则前提下，为企业选才用才提供便利。
做到产业政策由选择性政策向普惠性和竞争中性政策转变。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选择性”的政策导向，容易产生“嫌贫爱富”和“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排他效应，容易导致企业对政府支持的“寻租”行为，加深企业求政府、政府卡企业的扭曲关系，加剧企业间的不公平。只有彻底采取普惠性和竞争中性的产业政策，对全行业采取消除所有制歧视、促进公平竞争、促进更大开放、加大产权保护等改革举措，使行业内通过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实现优胜劣汰，才是政府对企业提供的有效公共产品。例如，《行动计划》提出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有效扩大民间投资、原则上社会投资项目由企业自行决策招标投标等措施就符合这一导向。
在提高服务质量上有所作为，必须“政贵有恒”。各级政府主动给企业送服务所反映的态度转变值得肯定，但要防止不必要的麻烦和“一阵风式”的形式主义问题。当前，有些地方制定了领导联系企业制度，要求定期走访；有些地方邀请企业参加征求意见座谈会、召开面向企业的政策宣讲会；有些地方请企业给政策的“获得感”进行打分评价。这些做法要在提高获取企业意见建议的质量上，在解决企业困难的质量上下更大功夫。在广泛了解诉求和增加解决问题数量的基础上，要注意把有益的经验进行提炼概括，及时反映到新的政策措施当中，形成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克服潜在的形式主义风险。政府要充分做好政策集成、公开、简化和应询等工作，更多利用统一的政务信息平台和新媒体进行传播与解读，同时减少政府为自己变通而设定的其他条款。要通过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原则，打造“政贵有恒”的信用品牌，使政府服务不再是短期行为、稀缺资源，把企业从争取服务的焦虑与配合服务的烦恼中解脱出来。
3标准
“标准”的精髓在于使政策标准化、透明化，本质上是对法治经济的进一步巩固。北京市从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按照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在积极探索和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提出建立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体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行业发展标准、城市规划标准、技术服务标准、市场监管标准。坚持立法修法先行和并行，鼓励企业积极创制国际国内先进标准，增强标准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初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体系。例如，《行动计划》提出要坚持内外一致原则，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执法，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提高市场监管行为的标准化程度。
4诚信
“诚信”的要义在于遵循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的规律。既要完善市场信用体系又要打造诚信政府，提高市场的法治化水平，节约企业的交易成本，稳定企业的发展预期。一方面，政府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机制，加快推进政府和企业信用信息的归集共享、开放公开，推动信用信息在市场准入、公共服务、旅游出行、创业求职等领域广泛应用，探索为守信者提供“容缺受理”“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完善黑名单制度，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寸步难行”的失信惩戒格局，让违法违规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与此同时，打造诚信政府，加强项目投资、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社会管理等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建设，对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各类合同要认真履约和兑现，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现象。注重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给予市场主体稳定预期，增强企业信心。政府自身还应建立政务诚信考核评价体系，对造成政务失信的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作者简介：胡九龙，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2018年11月，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对全社会发布。这是北京市努力打造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最佳实践的重要政策创新与集成。《行动计划》用“北京效率”“北京服务”“北京标准”“北京诚信”营商环境四大示范工程，推动实现政府观念和角色转变。
1效率
“效率”的要义在于提高企业办事的便利程度，节约制度成本。其主要内容是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北京市提出加强智慧政务顶层设计，深入实施“放管服”改革，转变的关键是打造全市统一的事前宽进、事中快办、事后严管的审批与监管模式。以技术标准规范类行政审批事项为重点，以一个事项一个部门最多一次审批为原则，进一步取消审批事项，再造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建立“便民、公开”的监管方式，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监管把服务企业和群众的事情办好，充分展示国际一流水平。例如，《行动计划》创新提出，要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多规合一”的科学编制机制，探索以“区域规划同评”替代项目逐一评估，通过政府部门制定技术标准规范，进而推行企业项目承诺制。随着诸项改革措施的到位，投资项目审批环节将大大减少，施工许可审批效率将全面提高。
2服务
“服务”的要义在于政府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它直接触及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本质问题，是衡量营商环境优劣的试金石。围绕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回答两个重要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本质应该是什么？
要解决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应承担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克服政府的路径依赖和监管冲动，做到“无事不扰”。政府除了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外，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向企业和社会赋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外部监督与制衡机制。尤其对民营企业而言，消除政府的不必要干预，是公平竞争、放手发展的前提条件。要把政商关系转变为法治框架内的政企关系，以企业家精神得到真正尊重和充分发挥作为互动原则，有效遏制腐败的政商关系，构建“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最大程度减少审批程序。在提高办事效率上最关键的一招，就是最大程度地让企业和群众少找政府办事。要从过去求政府办事，逐步变成少找政府也能办事，再到只要企业守法经营，政府不得“不请自来”，政企之间建立起权责清晰的关系界线。要把权力还给市场，并且用法律固定下来。要坚决斩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与资源要素之间的利益链条，培育和健全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要素市场。只要企业生产经营的绝大多数要素都能从市场通过公平交易获得，自然就会减少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和诉求，使少找政府办事成为可能。例如，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包括北京市等超大城市在内的城市应面向更多群体放开户籍或提高落户的便利性。这将有利于形成一个结构层级更加丰富、数量更加宏大、质量更加尖端的人才资源“蓄水池”，在符合市场规则前提下，为企业选才用才提供便利。
做到产业政策由选择性政策向普惠性和竞争中性政策转变。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选择性”的政策导向，容易产生“嫌贫爱富”和“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排他效应，容易导致企业对政府支持的“寻租”行为，加深企业求政府、政府卡企业的扭曲关系，加剧企业间的不公平。只有彻底采取普惠性和竞争中性的产业政策，对全行业采取消除所有制歧视、促进公平竞争、促进更大开放、加大产权保护等改革举措，使行业内通过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实现优胜劣汰，才是政府对企业提供的有效公共产品。例如，《行动计划》提出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有效扩大民间投资、原则上社会投资项目由企业自行决策招标投标等措施就符合这一导向。
在提高服务质量上有所作为，必须“政贵有恒”。各级政府主动给企业送服务所反映的态度转变值得肯定，但要防止不必要的麻烦和“一阵风式”的形式主义问题。当前，有些地方制定了领导联系企业制度，要求定期走访；有些地方邀请企业参加征求意见座谈会、召开面向企业的政策宣讲会；有些地方请企业给政策的“获得感”进行打分评价。这些做法要在提高获取企业意见建议的质量上，在解决企业困难的质量上下更大功夫。在广泛了解诉求和增加解决问题数量的基础上，要注意把有益的经验进行提炼概括，及时反映到新的政策措施当中，形成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克服潜在的形式主义风险。政府要充分做好政策集成、公开、简化和应询等工作，更多利用统一的政务信息平台和新媒体进行传播与解读，同时减少政府为自己变通而设定的其他条款。要通过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原则，打造“政贵有恒”的信用品牌，使政府服务不再是短期行为、稀缺资源，把企业从争取服务的焦虑与配合服务的烦恼中解脱出来。
3标准
“标准”的精髓在于使政策标准化、透明化，本质上是对法治经济的进一步巩固。北京市从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按照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在积极探索和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提出建立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体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行业发展标准、城市规划标准、技术服务标准、市场监管标准。坚持立法修法先行和并行，鼓励企业积极创制国际国内先进标准，增强标准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初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体系。例如，《行动计划》提出要坚持内外一致原则，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执法，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提高市场监管行为的标准化程度。
4诚信
“诚信”的要义在于遵循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的规律。既要完善市场信用体系又要打造诚信政府，提高市场的法治化水平，节约企业的交易成本，稳定企业的发展预期。一方面，政府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机制，加快推进政府和企业信用信息的归集共享、开放公开，推动信用信息在市场准入、公共服务、旅游出行、创业求职等领域广泛应用，探索为守信者提供“容缺受理”“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完善黑名单制度，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寸步难行”的失信惩戒格局，让违法违规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与此同时，打造诚信政府，加强项目投资、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社会管理等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建设，对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各类合同要认真履约和兑现，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现象。注重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给予市场主体稳定预期，增强企业信心。政府自身还应建立政务诚信考核评价体系，对造成政务失信的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作者简介：胡九龙，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