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生活中的习惯，有些是自己本不以为意，认为只不过是些小节，直到被外人指责或嘲笑，才觉得确实有些不雅，羞赧愧疚，于是下决心改正；而有些习惯甚至是恶习，即便自己也知道不妥，却又积习难改，只好听之任之。比如随地吐痰、当众擤鼻涕等。至于说在公共场所看到一些人吆五喝六，大声喧哗时，人们也会皱眉、侧目，骂几句“没素质”，可在另一个场合，说不定那个“没素质”的主角就是你。那些无孔不入的广场舞大妈们，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把舞扭到了国外，行人驻足观看时还颇为自得，以为向外国输出了“文化”呢。生活中的一些坏习惯，改起来何其难矣。
关于生活习惯的问题，最早即经由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指出，写作《中国人的素质》的明恩溥是最不客气的一位，比如他说中国人“漠视时间”，在一般的社交访问中尽可无限度地延宕；比如“缺乏公共精神”，在宽阔的街道两旁，摆满各式各样的货摊儿，杀猪的、剃头的、流动的食摊儿、木匠、箍桶匠等，只管自己在路边安营扎寨，至于是否给人们的通行带来不便，他们才懒得考虑呢。而那些早年游学国外的人，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好的习性而羞愧。
在为梁启超先生《新大陆游记》所做的“序”中，徐勤写道：“吾因而反观比较于我祖国，觉我同胞匪惟不能自治其国而已，实乃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乃至所行者不能为之路，所居者不能为之室，所卧者不能为之榻；此岂耻，恶衣恶食，亦以觇文明程度之标准也。”而梁先生在书中也具体谈到了华人的“弱点”，比如在会场上，“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电车必设唾壶，唾者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希，即有亦几不用。”这些习性，并非只有外国传教士看不惯，实在是当我们面对镜子里这样的自己时，也会如梁先生一般“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的。
除了前述徐勤、梁启超外，还有曾在耶鲁大学留学的晏阳初，也曾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到法国服务时“做出许多有失国体的事，例如至火车上食花生，弄得满地皆皮；车上吐口水；法人风俗，男女携手而行，华工指而笑之之类”，而民国时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也曾有过类似的看法，“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东西，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
为了改善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国人也不是没有做过相应的努力。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家就提倡搞新生活运动。从当时的官方文件来看，新生活运动设定了“规矩、清洁”两项目标，并为此制定了《新生活须知》95条。“规矩”方面的要求诸如衣服要整洁、纽扣要扣好、帽子要戴正、喝嚼勿出声、房屋要整理、墙壁勿涂污、约会要守时刻、等人家说完了再说、见人跌倒要扶救、开会看戏要肃静、坐车坐船不要高声谈笑、车站买票一个一个顺着走等等；“清洁”方面要求早睡早起、脸要洗干净、手要洗干净、要漱口要洗头、指甲要常剪、被褥要常晒常洗、房屋要常常打扫、字纸不丢马路上、饭店旅馆茶店要干净等等。可谓是苦口婆心，事无巨细。
平心而论，这场新生活运动将这些生活中的细节的作用拔得过高，而且在运动推进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过激的做法，比如说为了提倡早起，太原市曾成立“早起会”，会员们挨户敲门，警告那些6点以后还未起床而睡懒觉的人，使权力的触角介入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在安徽芜湖，“倘若发现酷暑中不得已解开一两个纽扣乘凉或吸烟者，就毫不客气地责难”，苛刻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即便是正常的检查，也使人们不堪其扰，到后来干脆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一般市民都认为，星期六或星期日（纠察队）工作，届时多有准备，纠察队过后，则故态复萌。”
事实上，生活习惯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它受制于人们的物质条件，也依附于一定的生活观念，还与群体性的习性与容忍度有关。
说到生活中的习惯，有些是自己本不以为意，认为只不过是些小节，直到被外人指责或嘲笑，才觉得确实有些不雅，羞赧愧疚，于是下决心改正；而有些习惯甚至是恶习，即便自己也知道不妥，却又积习难改，只好听之任之。比如随地吐痰、当众擤鼻涕等。至于说在公共场所看到一些人吆五喝六，大声喧哗时，人们也会皱眉、侧目，骂几句“没素质”，可在另一个场合，说不定那个“没素质”的主角就是你。那些无孔不入的广场舞大妈们，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把舞扭到了国外，行人驻足观看时还颇为自得，以为向外国输出了“文化”呢。生活中的一些坏习惯，改起来何其难矣。
关于生活习惯的问题，最早即经由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指出，写作《中国人的素质》的明恩溥是最不客气的一位，比如他说中国人“漠视时间”，在一般的社交访问中尽可无限度地延宕；比如“缺乏公共精神”，在宽阔的街道两旁，摆满各式各样的货摊儿，杀猪的、剃头的、流动的食摊儿、木匠、箍桶匠等，只管自己在路边安营扎寨，至于是否给人们的通行带来不便，他们才懒得考虑呢。而那些早年游学国外的人，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好的习性而羞愧。
在为梁启超先生《新大陆游记》所做的“序”中，徐勤写道：“吾因而反观比较于我祖国，觉我同胞匪惟不能自治其国而已，实乃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乃至所行者不能为之路，所居者不能为之室，所卧者不能为之榻；此岂耻，恶衣恶食，亦以觇文明程度之标准也。”而梁先生在书中也具体谈到了华人的“弱点”，比如在会场上，“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电车必设唾壶，唾者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希，即有亦几不用。”这些习性，并非只有外国传教士看不惯，实在是当我们面对镜子里这样的自己时，也会如梁先生一般“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的。
除了前述徐勤、梁启超外，还有曾在耶鲁大学留学的晏阳初，也曾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到法国服务时“做出许多有失国体的事，例如至火车上食花生，弄得满地皆皮；车上吐口水；法人风俗，男女携手而行，华工指而笑之之类”，而民国时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也曾有过类似的看法，“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东西，一定有人想尽方法给你送还。”
为了改善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国人也不是没有做过相应的努力。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家就提倡搞新生活运动。从当时的官方文件来看，新生活运动设定了“规矩、清洁”两项目标，并为此制定了《新生活须知》95条。“规矩”方面的要求诸如衣服要整洁、纽扣要扣好、帽子要戴正、喝嚼勿出声、房屋要整理、墙壁勿涂污、约会要守时刻、等人家说完了再说、见人跌倒要扶救、开会看戏要肃静、坐车坐船不要高声谈笑、车站买票一个一个顺着走等等；“清洁”方面要求早睡早起、脸要洗干净、手要洗干净、要漱口要洗头、指甲要常剪、被褥要常晒常洗、房屋要常常打扫、字纸不丢马路上、饭店旅馆茶店要干净等等。可谓是苦口婆心，事无巨细。
平心而论，这场新生活运动将这些生活中的细节的作用拔得过高，而且在运动推进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过激的做法，比如说为了提倡早起，太原市曾成立“早起会”，会员们挨户敲门，警告那些6点以后还未起床而睡懒觉的人，使权力的触角介入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在安徽芜湖，“倘若发现酷暑中不得已解开一两个纽扣乘凉或吸烟者，就毫不客气地责难”，苛刻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即便是正常的检查，也使人们不堪其扰，到后来干脆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一般市民都认为，星期六或星期日（纠察队）工作，届时多有准备，纠察队过后，则故态复萌。”
事实上，生活习惯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它受制于人们的物质条件，也依附于一定的生活观念，还与群体性的习性与容忍度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