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助民办”或者“公办公助”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不足的主要路径。倡导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关键在于要厘清责任边界，解决经费的来源和分摊原则，而不应成为加剧企业成本的责任转嫁。避免了道德性捆绑，措施创新才会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暑假即将结束，假期里孩子怎么带让很多上班族费尽了脑筋。近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了《上海“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置及管理办法》。上海市总工会指导68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职工亲子工作室”，开展职工子女的晚托、暑托、寒托等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以期解决孩子没人带的大难题。
双职工家庭的“朝九晚五”，加上居高不下的保姆费，以及二孩政策激活的生育热情，导致幼儿园、托儿所等学前教育严重不足。北师大教授庞丽娟曾表示，五年来，尽管全国公办园增加了1.7万所，但总体占比仅33%，仍有约1/3的适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城市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比例偏低，入公办园难、入普惠性民办园难、流动人口子女“入园难”等问题仍未根本解决。 原本学前教育的资源就严重不足，二胎放开之后将会进一步导致情况的恶化。
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以实现“带娃上班”的繁荣景象，一度是“单位化管理”体系下的一种福利。同时，从缓解公共投入不足，充分发挥民间和社会参与的力量，共同解决学前教育的瓶颈问题，有“社会事社会解决”的意味。不过，“带娃上班”若不能解决公共属性和责任兜底的前提，则容易成为一种负担转嫁，并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从上海等地试点来看，“带娃上班”的制度设计善意，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经费谁来负担”的问题。一位工会负责人透露，仅仅是一个短期暑托班，各种费用就要2万元。而像沪江网那样的“宝宝房”，公司每年要投入数十万元运营费。很显然，如果这些费用全由企业和单位来承担，注定难以持续。必然要建立一种“谁受益，谁负担”的责权分摊体系，否则“带娃上班”就会形成影响面极大的“抽血效应”。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企业税费的种类超过10种，包括附加税费、维护建设费、教育附加费、保障费、防洪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项目。从总体上看，企业负担本来就相当沉重，盈利能力弱，一些企业甚至处于亏损阶段。再加上经济下行相对严重，去产能、调结构的大背景下，一些企业生存状况十分艰难，自身供血尚且不足，若再抽血则会雪上加霜。在减税让利成为主题的当下，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以“带娃上班”缓解学前教育压力，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就容易形成新的运营成本，让企业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不利于其加快转型升级。
此外，解决学前教育压力和职工的后顾之忧，是一项公共责任而非企业义务，具有道德的倡导性却没有强制力。一方面，从法律上讲，解决学前资源紧张和实现全社会参与，确实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参与，不过参与并不代表包办，更不能成为负担的转嫁。属于公共责任的应由公共财政负担，属于家庭责任的也不能成为福利追加。另一方面，学前教育与企业的运营本没有绝对的关联，企事业单位并没有为此负责的优先义务。在运作模式上可以实行“服务外包”，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作为长效机制，解决了经费来源和公共责任问题，“带娃上班”才会实现共赢。
再从专业性、市场化的角度讲，术业有专攻，可由市场其他专业机构解决的问题，则不必让其回归于“单位属性”和“公家功能”。“公助民办”或者“公办公助”才是终极出路，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不足的主要路径。倡导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关键在于要厘清责任边界，解决经费的来源和分摊原则，而不应成为加剧企业成本的责任转嫁。避免了道德性捆绑，措施创新才会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公助民办”或者“公办公助”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不足的主要路径。倡导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关键在于要厘清责任边界，解决经费的来源和分摊原则，而不应成为加剧企业成本的责任转嫁。避免了道德性捆绑，措施创新才会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暑假即将结束，假期里孩子怎么带让很多上班族费尽了脑筋。近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了《上海“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置及管理办法》。上海市总工会指导68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职工亲子工作室”，开展职工子女的晚托、暑托、寒托等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以期解决孩子没人带的大难题。
双职工家庭的“朝九晚五”，加上居高不下的保姆费，以及二孩政策激活的生育热情，导致幼儿园、托儿所等学前教育严重不足。北师大教授庞丽娟曾表示，五年来，尽管全国公办园增加了1.7万所，但总体占比仅33%，仍有约1/3的适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城市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比例偏低，入公办园难、入普惠性民办园难、流动人口子女“入园难”等问题仍未根本解决。 原本学前教育的资源就严重不足，二胎放开之后将会进一步导致情况的恶化。
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以实现“带娃上班”的繁荣景象，一度是“单位化管理”体系下的一种福利。同时，从缓解公共投入不足，充分发挥民间和社会参与的力量，共同解决学前教育的瓶颈问题，有“社会事社会解决”的意味。不过，“带娃上班”若不能解决公共属性和责任兜底的前提，则容易成为一种负担转嫁，并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从上海等地试点来看，“带娃上班”的制度设计善意，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经费谁来负担”的问题。一位工会负责人透露，仅仅是一个短期暑托班，各种费用就要2万元。而像沪江网那样的“宝宝房”，公司每年要投入数十万元运营费。很显然，如果这些费用全由企业和单位来承担，注定难以持续。必然要建立一种“谁受益，谁负担”的责权分摊体系，否则“带娃上班”就会形成影响面极大的“抽血效应”。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企业税费的种类超过10种，包括附加税费、维护建设费、教育附加费、保障费、防洪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项目。从总体上看，企业负担本来就相当沉重，盈利能力弱，一些企业甚至处于亏损阶段。再加上经济下行相对严重，去产能、调结构的大背景下，一些企业生存状况十分艰难，自身供血尚且不足，若再抽血则会雪上加霜。在减税让利成为主题的当下，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以“带娃上班”缓解学前教育压力，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就容易形成新的运营成本，让企业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不利于其加快转型升级。
此外，解决学前教育压力和职工的后顾之忧，是一项公共责任而非企业义务，具有道德的倡导性却没有强制力。一方面，从法律上讲，解决学前资源紧张和实现全社会参与，确实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参与，不过参与并不代表包办，更不能成为负担的转嫁。属于公共责任的应由公共财政负担，属于家庭责任的也不能成为福利追加。另一方面，学前教育与企业的运营本没有绝对的关联，企事业单位并没有为此负责的优先义务。在运作模式上可以实行“服务外包”，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作为长效机制，解决了经费来源和公共责任问题，“带娃上班”才会实现共赢。
再从专业性、市场化的角度讲，术业有专攻，可由市场其他专业机构解决的问题，则不必让其回归于“单位属性”和“公家功能”。“公助民办”或者“公办公助”才是终极出路，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不足的主要路径。倡导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关键在于要厘清责任边界，解决经费的来源和分摊原则，而不应成为加剧企业成本的责任转嫁。避免了道德性捆绑，措施创新才会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