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天出门工作学习，无论步行或是开车、乘车，几乎都会和斑马线打交道。为保障交通安全和畅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这条法规的实施，被形象地称为“礼让斑马线”。
为此，各地开展了各种活动，如制定《礼让斑马线行为规范》，或者设置“不礼让斑马线曝光台”，将相关车辆车牌号公之于众，并对未让行机动车驾驶员施以罚款200元、扣3分的处罚。据报道，2017年上半年，全国查处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上升3.9倍，而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造成的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则同比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礼让斑马线”活动效果显著。
该项活动的开展，值得我们点赞。众所周知，斑马线的设置是为了使机动车和行人能文明、有序通行，道交法的规定，旨在保障交通参与者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行人的安全，曝光台、扣分、罚款等，只不过是促使大家遵守交规的一种手段而已，“礼让斑马线”的实质，即在于“礼让行人”，其背后所涉及的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法理问题，那就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制定规则，制定法律，目的在于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的保障，在人与规则的关系中，人应该始终处于终极目的的地位，只有人才是法文化的根本和核心。
大凡一种事物，要想发掘其最本真的涵义，就应该到其原点去找。西方人将其法律的源头追溯到古老亚洲的两河流域，将法律的故事延伸到了古巴比伦时期，美国学者约翰·赞恩在《法律的故事》中说到，“文明人的法律故事始于巴比伦的闪米特人，然后由巴勒斯坦人继续，然后由希腊人、罗马人、欧洲大陆人继续，再后由英国人继续。”然后一直延续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而引领这个故事最前端的，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乌尔纳姆法典》。在该法典遗存的条文中，所涉内容无非损害与赔偿、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刑罚等方面，都是与“人”有关的、对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制。
从人类最原初的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律的“本质”就是通过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使“群”的秩序得以维持。当我们在本土文化中探寻法文化起点时，不难发现，作为大自然之组成部分的先民，其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群”，即只有在家庭、氏族、部落以及稍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中，单个的个人才能够生存下来。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开发了丰富的生活资源供人们享用，而初民的生存环境，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只能且必须依靠“群”的力量，而战国末期集百家思想之大成的荀子，就曾在其《富国》篇中提出了“人之生不能无群”的观点。
同时，为了获得并守住那些水土肥美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人们还须抵御来自不同的“人群”的威胁，远古传说时代的部落战争，就因这种争夺所致，因此，“人群”自身秩序的维持，也成为我们的先民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最便捷最有效的维持手段，就是通过礼法的规范，为人们的行为设定界限，为预防冲突的发生和纠纷的解决设置规则，为赏罚规定依据和标准，为人类有序的生活提供可能。而礼法这样的度量分界，正是“明分使群”的基础，荀子说得好，“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是礼之所起也。”中国传统礼法的产生，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回归人的本原，其所附丽的“规则”，只不过是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手段而已。
因此，当我们再次回望各地所开展的“礼让斑马线”活动时，就不难体会其意义之所在了。在十字路口，正常的情况下，机动车与行人均享有按照信号灯指示而通行的“路权”，而道交法正是对行使这一路权之“分”的确定和分配，四十七条对机动车提出的“减速”“停车让行”与“避让”的要求，表征的正是对行人生命及人身安全的特别关注，也是该法人本精神的体现。假如在城市治理中，能更多些如“礼让斑马线”一般更关切生命而非关注罚款的规则，那么，刻板的法条也会因其饱含温度而得到人们自觉和普遍的遵守。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天出门工作学习，无论步行或是开车、乘车，几乎都会和斑马线打交道。为保障交通安全和畅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这条法规的实施，被形象地称为“礼让斑马线”。
为此，各地开展了各种活动，如制定《礼让斑马线行为规范》，或者设置“不礼让斑马线曝光台”，将相关车辆车牌号公之于众，并对未让行机动车驾驶员施以罚款200元、扣3分的处罚。据报道，2017年上半年，全国查处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上升3.9倍，而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造成的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则同比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礼让斑马线”活动效果显著。
该项活动的开展，值得我们点赞。众所周知，斑马线的设置是为了使机动车和行人能文明、有序通行，道交法的规定，旨在保障交通参与者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行人的安全，曝光台、扣分、罚款等，只不过是促使大家遵守交规的一种手段而已，“礼让斑马线”的实质，即在于“礼让行人”，其背后所涉及的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法理问题，那就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制定规则，制定法律，目的在于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的保障，在人与规则的关系中，人应该始终处于终极目的的地位，只有人才是法文化的根本和核心。
大凡一种事物，要想发掘其最本真的涵义，就应该到其原点去找。西方人将其法律的源头追溯到古老亚洲的两河流域，将法律的故事延伸到了古巴比伦时期，美国学者约翰·赞恩在《法律的故事》中说到，“文明人的法律故事始于巴比伦的闪米特人，然后由巴勒斯坦人继续，然后由希腊人、罗马人、欧洲大陆人继续，再后由英国人继续。”然后一直延续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而引领这个故事最前端的，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乌尔纳姆法典》。在该法典遗存的条文中，所涉内容无非损害与赔偿、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刑罚等方面，都是与“人”有关的、对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制。
从人类最原初的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律的“本质”就是通过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使“群”的秩序得以维持。当我们在本土文化中探寻法文化起点时，不难发现，作为大自然之组成部分的先民，其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群”，即只有在家庭、氏族、部落以及稍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中，单个的个人才能够生存下来。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开发了丰富的生活资源供人们享用，而初民的生存环境，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只能且必须依靠“群”的力量，而战国末期集百家思想之大成的荀子，就曾在其《富国》篇中提出了“人之生不能无群”的观点。
同时，为了获得并守住那些水土肥美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人们还须抵御来自不同的“人群”的威胁，远古传说时代的部落战争，就因这种争夺所致，因此，“人群”自身秩序的维持，也成为我们的先民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最便捷最有效的维持手段，就是通过礼法的规范，为人们的行为设定界限，为预防冲突的发生和纠纷的解决设置规则，为赏罚规定依据和标准，为人类有序的生活提供可能。而礼法这样的度量分界，正是“明分使群”的基础，荀子说得好，“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是礼之所起也。”中国传统礼法的产生，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回归人的本原，其所附丽的“规则”，只不过是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手段而已。
因此，当我们再次回望各地所开展的“礼让斑马线”活动时，就不难体会其意义之所在了。在十字路口，正常的情况下，机动车与行人均享有按照信号灯指示而通行的“路权”，而道交法正是对行使这一路权之“分”的确定和分配，四十七条对机动车提出的“减速”“停车让行”与“避让”的要求，表征的正是对行人生命及人身安全的特别关注，也是该法人本精神的体现。假如在城市治理中，能更多些如“礼让斑马线”一般更关切生命而非关注罚款的规则，那么，刻板的法条也会因其饱含温度而得到人们自觉和普遍的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