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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进步观”?

2017-05-19 08:51 北京青年报

来源标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进步观”?

过去六年,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为校工开办的“新光”夜校是这所名牌大学一个特殊的存在。学生志愿者确定授课的主题、时间和地点,再去工友中散发传单,张贴海报,招呼他们来听课。自2011年4月创办起,“新光”的定位始终是服务校内后勤工友。不过,从上学期开始,夜校的工友锐减,经常整晚看不到人影。近日,新光协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开信,宣布夜校即将停办。(5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平民夜校”的停办,确实令人嘘唏。从各个层面讲,这都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好事:学生参与志愿者服务,和校工接近;大学校工在“平民夜校”可以获得继续教育,提高自我;大学因“平民夜校”的存在,而给人一种温暖感。可是,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好事,却做不下去,而且,主要原因是来听课的校工越来越少,所有课程里唯一仍在持续的是英语课,它为时常来听课的4位工友坚守,有的课则整晚一个人也没有。这就十分值得思考了。在笔者看来,其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进步”的定位上。“平民夜校”应该致力于给校工提供分享、交流自我成长,丰富业余生活的平台,而不是对其进行所谓可以“改变人生”的知识教育。

据报道,协会创办人、人大2010级本科学生吴俊东曾在一封公开信里解释:教育让人有尊严地生活,教育应成为平民大众的进步阶梯,“人民大学”理应成为“人民的大学”。“平民夜校”的这一办学宗旨,就注定了她的未来,很难光明。因为,“进步”这一概念,虽然积极向上,但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都难免以功利角度看待:活动的组织者,要以校工有多少“进步”,诸如上大学、考研、学到技术作为举办夜校的业绩;参与的学生志愿者,自己要获得“进步”,把这作为志愿者经历;而上课的校工,也会以自己是否有“进步”来评价上课是否有意义。

但平心而论,有多少校工参加夜校上课,就能“进步”呢?能考研的只是少数,而且,真要考研,得进行系统的学习;能创业的也只是少数,创业需要资金和个体能力的积累。校工所需要的是,有人能排解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如何过好每一天,让每一天过得更有意义就好。这不是他们不要求“进步”,而是社会把功利的进步观,强加给了他们,难道一直做一个快乐的厨师,就不是“进步”?一个厨师,提高厨艺就不是进步?一定要会英语的厨师,才是好厨师?如果给校工进行教育的结果是,让他们对现有岗位不满,需要寻求“进步”,这不会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反而会增加他们人生的挫败感,工作生活的焦虑感,自然他们对这些课也就不感兴趣——能改变什么呢?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

“平民夜校”遭遇的情况,是不少地方建设学习型社区的缩影。一些地方建设学习型社区,主要就是建图书馆、给社区居民举办讲座活动,但是,在最初的热闹之后,却无人喝彩。还有一些志愿者,到社区、乡村去开展平民教育活动,也不大受欢迎,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不是居民、村民不愿意学习,而在于对于这类教育学习活动的定位上,教育者希望参与者通过接受教育活动“进步”、改变人生,当参与者发现,并不能通过接受教育活动达到“进步”、改变人生的目的,参与活动的热情就会大大降低。

在发达国家,建设学习型社区的一个典型现象是,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就无关于“进步”,并没有功利的追求。我国现在对读书,还存在很严重的功利倾向,基本上是,能获得学历提升、技能提升的读书、学习才有意义,完善自我认识,增强人生感悟的读书,就变得意义不大。这是需要改变的“进步观”,让每个人乐于自己的工作,包括校工工作,发现工作的乐趣、自我生活的价值,懂得怎样认识社会问题,规划自己的家庭生活,进行孩子的家庭教育,这是普通校工、居民可能更需要的。

责任编辑:池青(QU0010)作者:艾萍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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