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每年一到毕业季，就有人推出“最难就业十大专业”之类的文章，法学则不仅回回上榜，而且还经常位居“榜首”，却依然挡不住人们报考法学专业的热情。在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里，法律硕士（非法学）可谓是异军突起，每年报考的人数都在增加，那些曾在大学里学外语的、学工程管理的、学药学的、学汽车制造或园林园艺的，很可能在四年后发现自己的“热爱”竟是法学，于是义无反顾地报考“非法”法硕，开启了人生的一片新天地。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最近这两年，律师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律师从业者多了，必然会加剧同行之间的竞争。印象中的律师应该是法庭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生活中精明干练、睿智多金的，可对于那些刚刚入职的“小律师”们来说，广开案源以养家糊口才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一书中，曾描述过小律师们的生存业态。他说，美国的司法界是一个“高度分层级的行业”，在二十世纪初期，居于这个行业最顶端的是所谓的“华尔街律师”，他们是一些优秀敬业，头发灰白，能干且保守的男人，专门处理大规模的业务。处于中间位置的是一般的律师，他们为小企业、生活富裕的市民和类似阶层的人处理一些平凡的事务。而处于最底层的则是一些被边缘化的律师，他们须靠着法院或亲朋好友提供的零星工作来苟且谋生。
弗里德曼讲到了律师行业里社会地位最低的一群人，他们为了生计，只能去做“救护车追逐者”。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到事故现场，或者在医院的病房里游走，以便与车祸、爆炸、火灾事故的受害者签约。他们必须跑得很快，抢在那些带着一叠待签署的空白弃权书的保险公司理赔员前面。”这看上去是残酷且令人反感的，因为这些律师的生存，仰赖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不幸事件。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貌似贪婪冷血的律师的“追逐”，才使得那些遭遇不幸的人获得了赔偿，弥补或降低了这种不幸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律师生活中的“诗与远方”还真不多。
这些“救护车追逐者”类型的律师遭到人们的责骂、鄙视甚至是憎恨，然而，他们开发的“案源”，却是当时的华尔街律师们所不屑代理的，且依当时侵权法的归责原则而论，很多类似的人身伤害案件的受害者孤苦无依，既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也就很少能得到赔偿。“救护车追逐者”赢得了金钱和恶名，却也顺应了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法律上赔偿责任的激增趋势，产品责任、医疗事故、交通运输、环境侵害、职业病、性骚扰等，都可能将人们拖进一场耗费精力和金钱的官司，而弗里德曼则将处理人身伤害案件的律师，称为在赔偿责任倍增时期的丢炸弹者。
有“民事侵权案之王”之称的梅尔文·贝利律师，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利用在法庭上戏剧性的、一反常态的“表演”，有效地提高了官司的胜诉率。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是实行陪审团审判，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民事被告应否承担责任，都由陪审团说了算，因此，两造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为的就是说服陪审团作出有利于自己委托人的裁判。而由非专业的普通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判断的根据则是人们的常情常理和常识。在侵权行为案件中，陪审团成员会有很深的“代入感”，贝利则经常将一些“展示性证据”带入法庭。
弗里德曼介绍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件案子中，一名年轻女子在一场意外事件中失去了腿。当贝利走进法庭时，手里拿着一件“L型的包裹，外面用廉价的黄色纸张包着”。他缓缓地打开它，里面有一只人造脚，贝利告诉陪审团，他的委托人“在剩下的生命里都要穿着这个……代替上帝赐给她的肢体。”可以想见，贝利所“展示”的那只人造脚，给陪审团带来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而他的煽情性叙述，又激发了陪审团成员的同情心，这种情况下，陪审团作出有利于贝利委托人的判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可以说贝利的这种做法是“不择手段”，败坏了律师的名声。然而，他的计谋却有效地维护了人身伤害案件中受害者的权益，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的实现。从简单直接地“救护车追逐者”，到带有法庭表演性质的辩护技巧的运用，这或许也是二十世纪法律进步的呈现。
与好讼的美国人相比，一向受“息讼”传统观念影响的中国人，算是够隐忍的了。中国人今天所遭遇的民事侵权行为一点儿也不比美国人少，而与此相关的诉讼也会不断增长，对法律人的需求自然也会有增无减。所以，唱衰法学专业的论调并不足惧。作为法律人，如果能避免类似“救护车追逐者”这样的野蛮生长期，直接进入以法庭上诉讼规则范围内辩护技巧的展示阶段，则法律人幸甚，当事人幸甚，中国的法治事业幸甚。
尽管每年一到毕业季，就有人推出“最难就业十大专业”之类的文章，法学则不仅回回上榜，而且还经常位居“榜首”，却依然挡不住人们报考法学专业的热情。在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里，法律硕士（非法学）可谓是异军突起，每年报考的人数都在增加，那些曾在大学里学外语的、学工程管理的、学药学的、学汽车制造或园林园艺的，很可能在四年后发现自己的“热爱”竟是法学，于是义无反顾地报考“非法”法硕，开启了人生的一片新天地。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最近这两年，律师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律师从业者多了，必然会加剧同行之间的竞争。印象中的律师应该是法庭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生活中精明干练、睿智多金的，可对于那些刚刚入职的“小律师”们来说，广开案源以养家糊口才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一书中，曾描述过小律师们的生存业态。他说，美国的司法界是一个“高度分层级的行业”，在二十世纪初期，居于这个行业最顶端的是所谓的“华尔街律师”，他们是一些优秀敬业，头发灰白，能干且保守的男人，专门处理大规模的业务。处于中间位置的是一般的律师，他们为小企业、生活富裕的市民和类似阶层的人处理一些平凡的事务。而处于最底层的则是一些被边缘化的律师，他们须靠着法院或亲朋好友提供的零星工作来苟且谋生。
弗里德曼讲到了律师行业里社会地位最低的一群人，他们为了生计，只能去做“救护车追逐者”。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到事故现场，或者在医院的病房里游走，以便与车祸、爆炸、火灾事故的受害者签约。他们必须跑得很快，抢在那些带着一叠待签署的空白弃权书的保险公司理赔员前面。”这看上去是残酷且令人反感的，因为这些律师的生存，仰赖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不幸事件。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貌似贪婪冷血的律师的“追逐”，才使得那些遭遇不幸的人获得了赔偿，弥补或降低了这种不幸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律师生活中的“诗与远方”还真不多。
这些“救护车追逐者”类型的律师遭到人们的责骂、鄙视甚至是憎恨，然而，他们开发的“案源”，却是当时的华尔街律师们所不屑代理的，且依当时侵权法的归责原则而论，很多类似的人身伤害案件的受害者孤苦无依，既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也就很少能得到赔偿。“救护车追逐者”赢得了金钱和恶名，却也顺应了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法律上赔偿责任的激增趋势，产品责任、医疗事故、交通运输、环境侵害、职业病、性骚扰等，都可能将人们拖进一场耗费精力和金钱的官司，而弗里德曼则将处理人身伤害案件的律师，称为在赔偿责任倍增时期的丢炸弹者。
有“民事侵权案之王”之称的梅尔文·贝利律师，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利用在法庭上戏剧性的、一反常态的“表演”，有效地提高了官司的胜诉率。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是实行陪审团审判，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民事被告应否承担责任，都由陪审团说了算，因此，两造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为的就是说服陪审团作出有利于自己委托人的裁判。而由非专业的普通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判断的根据则是人们的常情常理和常识。在侵权行为案件中，陪审团成员会有很深的“代入感”，贝利则经常将一些“展示性证据”带入法庭。
弗里德曼介绍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件案子中，一名年轻女子在一场意外事件中失去了腿。当贝利走进法庭时，手里拿着一件“L型的包裹，外面用廉价的黄色纸张包着”。他缓缓地打开它，里面有一只人造脚，贝利告诉陪审团，他的委托人“在剩下的生命里都要穿着这个……代替上帝赐给她的肢体。”可以想见，贝利所“展示”的那只人造脚，给陪审团带来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而他的煽情性叙述，又激发了陪审团成员的同情心，这种情况下，陪审团作出有利于贝利委托人的判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可以说贝利的这种做法是“不择手段”，败坏了律师的名声。然而，他的计谋却有效地维护了人身伤害案件中受害者的权益，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的实现。从简单直接地“救护车追逐者”，到带有法庭表演性质的辩护技巧的运用，这或许也是二十世纪法律进步的呈现。
与好讼的美国人相比，一向受“息讼”传统观念影响的中国人，算是够隐忍的了。中国人今天所遭遇的民事侵权行为一点儿也不比美国人少，而与此相关的诉讼也会不断增长，对法律人的需求自然也会有增无减。所以，唱衰法学专业的论调并不足惧。作为法律人，如果能避免类似“救护车追逐者”这样的野蛮生长期，直接进入以法庭上诉讼规则范围内辩护技巧的展示阶段，则法律人幸甚，当事人幸甚，中国的法治事业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