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一千百年来流传的俗语，几乎成为人们的一个价值判断。
“人往高处走”，这种选择，在许多事情上，有利于激发进取意识，有利于增添正能量。胸中装着它，学生在学业上，天天向上；运动员在赛场上，冲顶夺冠；研究人员在研发领域，多获专利、争拿大奖……
然而，在官场里、在仕途中，若是心中总是装着它，眼里总是盯着它，以它为目标，带来的就未必都是正能量。极有可能滋生十足的官本位思想、攀爬意识。
鉴于此，在官场里，还真不宜倡导“人往高处走”，倒是应该十分重视从“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
重视从“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是因为：
他们多富实践经验。许许多多的在“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在工作岗位上，亲历亲为，动手能力较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比如在农村乡镇工作过的干部，碱性土壤适合种植什么、酸性土质又适合种植什么，山地怎样发展经济作物、水田如何管理，林果如何增效、粮食如何增产、蔬菜如何增收；贫困户怎样脱贫、富裕户如何芝麻开花……对于这些，他们大多都能掌握。这样的干部，如果走向“高处”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绝不会出现外行管内行的尴尬了。一位在农村担任过四年“村官”的大学生走上领导岗位后深情地说：“在城里生城里长的我，原来一年24节气都不知道，什么时间种、什么时间收也不知道，但是在村里工作了几年，我成了半个农民，农业上的事儿懂个八九不离十，做起工作来，底气足了！”
他们更多了解基层需求。“低处”、基层情况千差万别，需求也是多种多样，“高处”凭想当然不可能把握，身子绑在凳子上、终日呆在办公室，极难了解到真实情况。要不，为什么毛泽东几次派秘书到农村调研？身在“低处”、基层的干部，对基层需求会有深切体味。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焦裕禄，深知当年兰考县最缺什么、最急什么、最盼什么，从而带领兰考百姓治沙种树；沈浩到小岗村工作后，也深知小岗村的困难问题所在、需求所在，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使村里面貌发生极大变化。这说明，在基层摸爬滚打、在“低处”成长起来的干部，多对基层需求有深刻体味。而基层是执政之基，要重视基层，就不能不重视基层需求，重视基层需求，就不能不重视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
他们联系群众更紧密。在“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与百姓有着直接交道、直接联系的经历，大多还都与基层群众有过“三同”。乡村的田地里，与农民一同劳作；工厂的车间里，与工人一同并肩生产；军营的练兵场上，与战士们一同摸爬滚打……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低处”、基层的群众最朴实、最憨厚，最讲实际，有道是“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而在“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与这样的群众保持紧密联系，不仅有利于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而且还有利于正确施政、正确用权，更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低处”、基层，重视让青年到“低处”、基层锻炼。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邢燕子、董加耕等知识青年，毅然放弃学业而下乡务农，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夸赞，在极为鲜有的生日宴中，毛泽东还把他们安排在自己的左右席。他们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乃至前苏联等国内外千千万万青年的行为。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16岁起就插队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乡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响彻校园，响彻祖国的四面八方，成为亿万青年的志向。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低处”、农村接受“再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是从十几岁起就到“低处”去，在陕北农村一干就是7年。他在与梁家河父老乡亲相处的七年时间里，与大家一起白天耕地、下种、除草、收割；晚上一起坐炕头、拉家常、讲故事、谈天下，结下深厚友谊，以至于回京上学时，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感动得他一步一回头舍不得离开梁家河。1982年初，已在北京高层机关工作的他，又主动要求“沉”到基层“低处”，来到了河北省正定县。就在这“低处”，他跑遍了所有村庄。与群众结下深厚友谊。这为他后来走向“高处”，奠定极好基础。像他这样的很多当年的知青都成为共和国的栋梁。每每回忆那段知青经历，众多人都为所经受的难得锻炼、所得到的人生补益而终生难忘。
我们党十分重视从“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不主张走“三门”（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式成长道路，更反对“火箭式”提拔，而主张“台阶式”。“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基层实践是培养锻炼干部的‘练兵场’”；“农村是一个大舞台，基层是一个大课堂，农民是一名好老师”。实际上，从我们的整个干部队伍构成看，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能“往高处走”的，只能是少之又少，而绝大多数都在“低处”、基层。“低处”治，天下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全国2800多个县，4万多个乡镇，440多万基层党组织建设好了，国家就会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干在“低处”、做在基层，显得更为重要；而在“低处”、基层磨练、摔打过的干部，更显得宝贵。当年到陕西延安插队的近3万知青，到1993年，就涌现出十分之一的处级干部，百分之一的司局级干部，还有8位省部级干部以及一些企业家和作家（习近平同志接受采访所谈），这就是最实际的明证。
今天，虽然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千变万变，“低处”、基层的地位没有变，重视从“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的做法不能变。时值换届之年，这一问题足该引起各方的足够重视。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滚滚江河东流去，长江后浪推前浪；星移斗转多少年，江山代有人才出。欣喜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作出全面部署，从选举十九大代表到地方领导班子换届，都有具体要求。相信这一方面的工作今后会有极大改善。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一千百年来流传的俗语，几乎成为人们的一个价值判断。
“人往高处走”，这种选择，在许多事情上，有利于激发进取意识，有利于增添正能量。胸中装着它，学生在学业上，天天向上；运动员在赛场上，冲顶夺冠；研究人员在研发领域，多获专利、争拿大奖……
然而，在官场里、在仕途中，若是心中总是装着它，眼里总是盯着它，以它为目标，带来的就未必都是正能量。极有可能滋生十足的官本位思想、攀爬意识。
鉴于此，在官场里，还真不宜倡导“人往高处走”，倒是应该十分重视从“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
重视从“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是因为：
他们多富实践经验。许许多多的在“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在工作岗位上，亲历亲为，动手能力较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比如在农村乡镇工作过的干部，碱性土壤适合种植什么、酸性土质又适合种植什么，山地怎样发展经济作物、水田如何管理，林果如何增效、粮食如何增产、蔬菜如何增收；贫困户怎样脱贫、富裕户如何芝麻开花……对于这些，他们大多都能掌握。这样的干部，如果走向“高处”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绝不会出现外行管内行的尴尬了。一位在农村担任过四年“村官”的大学生走上领导岗位后深情地说：“在城里生城里长的我，原来一年24节气都不知道，什么时间种、什么时间收也不知道，但是在村里工作了几年，我成了半个农民，农业上的事儿懂个八九不离十，做起工作来，底气足了！”
他们更多了解基层需求。“低处”、基层情况千差万别，需求也是多种多样，“高处”凭想当然不可能把握，身子绑在凳子上、终日呆在办公室，极难了解到真实情况。要不，为什么毛泽东几次派秘书到农村调研？身在“低处”、基层的干部，对基层需求会有深切体味。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焦裕禄，深知当年兰考县最缺什么、最急什么、最盼什么，从而带领兰考百姓治沙种树；沈浩到小岗村工作后，也深知小岗村的困难问题所在、需求所在，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使村里面貌发生极大变化。这说明，在基层摸爬滚打、在“低处”成长起来的干部，多对基层需求有深刻体味。而基层是执政之基，要重视基层，就不能不重视基层需求，重视基层需求，就不能不重视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
他们联系群众更紧密。在“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与百姓有着直接交道、直接联系的经历，大多还都与基层群众有过“三同”。乡村的田地里，与农民一同劳作；工厂的车间里，与工人一同并肩生产；军营的练兵场上，与战士们一同摸爬滚打……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低处”、基层的群众最朴实、最憨厚，最讲实际，有道是“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而在“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与这样的群众保持紧密联系，不仅有利于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而且还有利于正确施政、正确用权，更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低处”、基层，重视让青年到“低处”、基层锻炼。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邢燕子、董加耕等知识青年，毅然放弃学业而下乡务农，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夸赞，在极为鲜有的生日宴中，毛泽东还把他们安排在自己的左右席。他们的行动曾影响上世纪中国乃至前苏联等国内外千千万万青年的行为。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16岁起就插队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乡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响彻校园，响彻祖国的四面八方，成为亿万青年的志向。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低处”、农村接受“再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是从十几岁起就到“低处”去，在陕北农村一干就是7年。他在与梁家河父老乡亲相处的七年时间里，与大家一起白天耕地、下种、除草、收割；晚上一起坐炕头、拉家常、讲故事、谈天下，结下深厚友谊，以至于回京上学时，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感动得他一步一回头舍不得离开梁家河。1982年初，已在北京高层机关工作的他，又主动要求“沉”到基层“低处”，来到了河北省正定县。就在这“低处”，他跑遍了所有村庄。与群众结下深厚友谊。这为他后来走向“高处”，奠定极好基础。像他这样的很多当年的知青都成为共和国的栋梁。每每回忆那段知青经历，众多人都为所经受的难得锻炼、所得到的人生补益而终生难忘。
我们党十分重视从“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不主张走“三门”（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式成长道路，更反对“火箭式”提拔，而主张“台阶式”。“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基层实践是培养锻炼干部的‘练兵场’”；“农村是一个大舞台，基层是一个大课堂，农民是一名好老师”。实际上，从我们的整个干部队伍构成看，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能“往高处走”的，只能是少之又少，而绝大多数都在“低处”、基层。“低处”治，天下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全国2800多个县，4万多个乡镇，440多万基层党组织建设好了，国家就会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干在“低处”、做在基层，显得更为重要；而在“低处”、基层磨练、摔打过的干部，更显得宝贵。当年到陕西延安插队的近3万知青，到1993年，就涌现出十分之一的处级干部，百分之一的司局级干部，还有8位省部级干部以及一些企业家和作家（习近平同志接受采访所谈），这就是最实际的明证。
今天，虽然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千变万变，“低处”、基层的地位没有变，重视从“低处”、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的做法不能变。时值换届之年，这一问题足该引起各方的足够重视。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滚滚江河东流去，长江后浪推前浪；星移斗转多少年，江山代有人才出。欣喜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作出全面部署，从选举十九大代表到地方领导班子换届，都有具体要求。相信这一方面的工作今后会有极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