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活动。然而，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具备国际视野，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抛开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以“窑洞外交”突破各种障碍，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相接触，还学会了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巩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这既是一种观念、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情绪没有任何附加值，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外交利益，实现外交利益最大化。在陕北的山沟里，中国共产党进行“人民共和国”建设，常常被反动势力封锁和包围，这客观上决定了“窑洞外交”以“三用好一拓展”的方式进行。
用好老朋友的力量。主要是保持与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机构的人员的往来。周恩来、任弼时等曾先后前往苏联汇报工作并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苏联与共产国际也向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派出特使、记者等，红色纽带始终没有断过。1938年秋，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从莫斯科经过新疆、西安到达延安，住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枣园，与中国共产党人交流革命经验。从1940年年底开始，中苏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通信联络，双方通过电台互通情报。抗战爆发后，苏联通过《真理报》《消息报》《共产国际》等报刊，报道中共领导抗日的真相，在舆论道义上给予了坚定支持。
用好西方记者之笔。1936年7月，在党中央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路波折来到延安采访。《西行漫记》出版后能风行各国，就是通过斯诺那支纤细而又遒劲之笔，让这些故事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正如斯诺所言：“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受此影响，不仅大批有志青年来到延安，一些外国记者、作家如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也先后来到延安，不断向外界传递中国革命的信息。不过，中共无论是与共产国际、苏共的来往，还是与西方政要、记者、军人的交往，都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所在，以保证国家利益不受侵害。
用好电讯和书信。在西班牙战争刚爆发时，中共就发表了大量支持和鼓励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的文章，强烈谴责德、意法西斯。毛泽东和朱德于1937年5月分别写信给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人民，向他们表达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和支持。1938年，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医疗队来华，这位也曾在西班牙战斗的“西班牙大夫”援助中国抗战等一系列事件，都与中共开展的外交活动密切相关。
拓展与西方大国的联系。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国民党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及英美对日绥靖倾向愈发明显，对苏联乃至整个远东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威胁的情况下，中央及时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阐明当时形势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苏联自身安全的威胁，希望苏共和共产国际能够向中国提供帮助。对此，苏方很快作出积极回应。苏联这些决定虽有自己利益的考量，但对中共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积极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进行外交联络，揭露事变真相。1942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斯诺时，通过他转告美国政府，希望美军正式派代表团访问延安，并委托斯诺向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转交了中共对日作战的材料，建议美国政府将援华物资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共领导的军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支由18人组成的美方军事观察组，于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分别抵达延安，尽管历史没有因此翻开新的一页，但中共与美国之间第一次建立起了正式联系。
“窑洞外交”的故事，开了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的先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抗战环境，也使中共突破了解放区的狭小天地，走向世界斗争的大舞台；“窑洞外交”使共产党人积累和丰富了外交工作的经验，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窑洞外交”的许多故事许多年后仍然缭绕在延安这座城的上空，变成传世佳话。
时间像河流一样弯弯曲曲地流过岁月的峡谷和平原，当年“人民共和国”建设的金屑一直闪烁在今天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13年“人民共和国”在延安的出现、存在和发展，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延安，为一段历史作注，也为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作了铺垫，她以自己坚定的信仰和对事业的勉力追求，为后世塑造了一个宏大参照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