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6年最新摸底排查，全国有902万名得不到双亲监护的留守儿童，其中36万名无人监护。在整个中国，过去一年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性侵儿童事件被公开。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弱势的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女童属于更为弱势的群体。留守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显著低于留守男童，表现出外显性攻击行为和内隐性攻击性情绪的比例都高于男童。（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为弥补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和安全保障，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第一份以保护留守儿童为切入点来设计制度的国务院文件，意味着“国家监护”的正式启动。为此，各地采取了不少补救办法，如选聘“童伴妈妈”、建立村级“儿童之家”、开展送温暖活动、一对一结对子等等，但就其效果而言，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些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问题、自我保护意识缺乏和情感呵护缺位，甚至安全境遇等，仍难以如愿。
留守儿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输入地，而不是在输出地。抓住主要方面，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解决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并非“国家监护”能够完全托得起来。“国家监护”主要解决的是困境儿童的抚养照管问题，对于“亲情缺失”怕是无能为力。当然，关爱儿童，全社会都有责任，但最重要的还是父母的护佑。无论社会怎样发达，政府的服务怎样周到，对孩子来说，父母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家长如果不能发挥核心作用，或缺乏责任感，不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心上，孩子的生活状态、安全系数以及心理感受，就可想而知了。
让留守儿童不再有“爸妈在哪儿”的锥心之问，无非两种选择，一是父母回归到孩子身边，二是孩子随父母到打工地生活，别无良法可选。当下，不让家长外出打工似乎不现实，因为这是城镇化大趋势使然。那么，就剩下一条选择，就是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
对于城市发展来说，农民工贡献至伟。作为农民工输入地，理应承担一份破解留守儿童困扰的责任。用工方为农民工提供子女跟随学习生活条件，乃义不容辞。这就需要全面铺开户籍改革以消解城乡二元壁垒，继续拓宽留守子女跟父母到打工城市生活的路径，让他们享有入学、医疗等基本权利，那怕是临时的也好。比如，在农民工输入城市建立“儿童之家”，为务工者建立“临时之家”，让打工的父母能够与未成年子女一起生活或者出台强制性带薪“亲情假”制度，倒逼用工方督促农民工定期回家看望子女。从输入地想办法，要比从输出地寻求破解措施有可行性、实效性。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乔东平指出，很多国际组织做过测算，童年的时候每投入1元钱，成年以后将有7倍的收益。农民工的需求侧，为留守儿童花点钱，尽一份责任，不仅是天理所在，也是很值得的。（千龙网香山评论特约评论员 张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