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曾被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指标。创造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快发展速度的现代经济，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车轮上的奔跑”。然而汽车也为我们带来了诸多“成长的烦恼”——中国2015年新车销量达2459万辆，连续7年蝉联世界榜首。市场规模达美国的1.4倍、日本的5倍，中国国内行驶的汽车总数更是达到1.6亿辆，是日本的2倍。公众为之头疼的“十面霾伏”现象，机动车排放特别是老旧车辆低标准排放，即是雾霾重要源头之一。
将低标准排放车辆称作“污染大户”“尾气排放先锋”并不冤枉。以北京市为例，有两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其一，在PM2.5的贡献中，机动车占全市排放源的31.1%；其二，综合分析各类机动车尾气排放，国III以下车辆的排放尤其显得任性和夸张，有北京市环保局此前公布的数据为证，国III以下车辆的排放，氮氧化物占轻型汽油车排放的3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占25%，在同等行驶里程条件下，1辆国Ⅰ标准轻型汽油车的排放相当于6辆以上国Ⅴ标准轻型汽油车……从“大数据”中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只有加大对老旧车淘汰，北京的减排工作才能起到明显效果。
剪掉污染之辫，根治雾霾顽症，对大气污染实施釜底抽薪刮骨疗毒式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特别是对于机动车这个“污染大户”，必须施以望闻问切，拿出精准的治疗方案，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有策略地推进疗程。正如民间谚语所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其“抽丝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充满智慧和技巧。具体到机动车尾气治理，一个关键之法即是以小步快走之法有序依规抬高排放标准，加速向“国际高标准”看齐、加快老旧车淘汰步伐。以制度门槛和市场杠杆，把低排放车辆淘汰出局，使机动车保有量与绿色交通目标更加高度契合，真正实现减总量、去增量、优化存量之目标，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量。
打造绿色发展环境，让生活空间处处绿意盎然，植绿固然重要，去沙化同样不可或缺，“减法”的重要性不亚于“加法”，甚至在当下语境之中，其迫切性和紧要性重于“加法”。假如我们把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当成“加法”，淘汰老旧车就是当仁不让的“减法”。如今翻看2014年成绩单，相信大家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减法”的巨大力量——2014年北京淘汰老旧车47.6万辆，超额完成国家下达淘汰39.1万辆老旧车的任务，在全国率先完成黄标车淘汰，这一成绩使北京当年机动车氮氧化物减排比例下降5%。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说了一句经典之语：“如果单从降低PM2.5的排放效果看，现在推广1万辆纯电动汽车的经济成本还不如淘汰100辆黄标车”。此言，同样适用于国Ⅰ、国Ⅱ车辆限行和淘汰。推广万辆新能源车，其经济成本和减排效用还不如淘汰百辆国I、国Ⅱ车！
站在绿色历史长河和绿色坐标系的关键节点，我们该向渐行渐远、落在身后的国I、国Ⅱ车及低排放标准说“再见”了！任何标准，都有一个随社会进步而“水涨船高”的过程。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也不例外。自1983年中国发布第一个《机动车控制排放标准》以来，我国机动车排放标准在加快升级。2000年开始实施国I排放标准，明年1月全国统一排放标准将变为国Ⅴ。从黄标车国零排放标准到现在的新标准，单车排放量下降90%以上，我国机动车环保技术水平跨越欧洲20多年的发展历程，仍在不断提速。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环保水平就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距离依然不小。比如我们的PM2.5标准（35微克）远高于欧洲、美国标准（15微克），我们追求的环保蓝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要让“中国蓝”质量更高色彩更蓝，包括机动车排放在内的排放标准体系依需持续升级优化。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某些低排放标准，需要回归历史、光荣退休，渐次与现实挥手作别。
北京此次迈出了重要而关键的一步。启动国I、国Ⅱ车限行政策，实质就是对污染大户“消肿”“瘦身”。整个北京市国I、国Ⅱ车数量高达40万辆，相当于整个区域之内竖立着40万个高排放的“烟囱”。只有对每一个“烟囱”实施绿色改造，才能降下污染排放。也只有综合治理、多方施策、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断完善促进绿色发展的社会标准和管控体系，加速推进绿色能源、绿色工业、绿色交通、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生活模式，使包括机动车尾气排放和工业企业排放等在内的各类污染源得到根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此次针对40万台国I、国Ⅱ车而推出的限行之策，就是为40万个“奔跑的烟囱”消霾，采取制度化和市场化的消霾减霾措施。站在生命健康大于天的角度上看，社会和公众对此给予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那些奔跑了十几年、气喘吁吁长吐霾气的老旧车和“老爷车”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拥抱绿色健康的社会，我们需要高喊：“奔跑吧，绿色！”“奔跑吧，节能减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