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政府审改办下发“关于取消调整74项市政府部门要求基层开具的涉及群众办事创业各类证明的通知”,74项基层证明被取消,如同补办结婚登记时双方需要的关系证明,这些被取消的证明中,不少都是街道、居委会根本无从证明的“奇葩”证明。(11月16日 《北京青年报》)
身处信息时代,类似 “证明我妈是我妈”、 “证明我爸是我爸”、“证明我没犯罪””等“奇葩”证明在网络走红。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之时,也似乎有些许“打脸”相关部门的办事不利之嫌。
“办证难”的背后,折射的是机构设置的冗长,办事效率的低下,或者还有相关部门人为设置的障碍。即使对于比较常见的准生证的办理,在办证之前最好先详细咨询单位人事、档案寄存地、计生办、街道办工作人员,才能使使流程更顺利,避免来回奔波。笔者并非质疑办证流程,只是由于所涉部门相对较多,耗费时间长,面对耗不起的时间,有人或许就会懒得走正常程序,选择走旁门,花钱找关系钻制度的空子。而一些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能由此滋生腐败,这样不利于群众办事,不利于干部做事,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现象应该得到解决。
李克强总理曾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在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时,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北京市政府审改办下发74项基层证明被取消,正是对简政放权,删繁就简的响应。其作为既是服务群众的职责所系,更是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时代要求,有利于根治“办证难”顽症。
各种“奇葩”证明出现,说明政府服务人民群众的工作还有差距,政府部门需要继续清理规范权力清单,清扫不合理的门槛,为政府“简政”和百姓“减证”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也需要“让数据多跑路”的技术性信息融合,将现代信息化手段应用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使百姓不再为一纸“奇葩”证明跑断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