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的今天，也就是8月21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英法联军攻占了大沽口。之后联军很快占领天津，9月21日在北京附近的八里桥大败清军，随后在10月13日进入北京，18日开始在圆明园放火。这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在国内媒体上常常出现的一句话是这样的：在外交关系上，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此话出自曾经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亨利·约翰·坦普尔（1784-1865年），也就是著名的帕麦斯顿勋爵。他的政治生涯正逢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他的主要政策特点是竭尽全力推行有利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正是在他担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并侵占香港。在帕麦斯顿担任首相期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帕麦斯顿1848年3月1日在英国下院的辩论中捍卫自己多年来执行的外交政策，作了将近5小时的发言。在发言快结束的时候，他总结说：“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永恒和永久的本国利益。”帕麦斯顿的外交理念远比他这句格言式的概括要复杂得多。大卫·布朗前几年出版了系统研究帕麦斯顿生平和政治活动的新传记。布朗提醒读者说，这名被认为热衷于“炮舰外交”的政治家，只是对中国和希腊这两个当时的弱国采取了赤裸裸武力胁迫的策略，而在欧洲和近东的国际关系运作中，往往不得不周旋于当时的列强之间，不得不考虑复杂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19世纪的英国面对一个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格局，其外交已然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撞和协调。这对理解当下国际形势有参考意义：当事各方需要费尽心机来组合对自己有利的力量，破解地缘政治的复杂形势；各国民众和领袖对不同文化的喜好、冷漠和厌恶，也就是他们的情感，成为他们处理外交关系过程里面的一个关键因素。
实际上，在前述发言里，在表示要坚定捍卫英国国家利益之后，帕麦斯顿接着强调说，外交政策的目的是追求正义：英国不是要在世界上做堂吉诃德，不过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以温和、符合道德的方式支持正义的事业，反对非正义的行径。19世纪前半期的欧洲，站在英国的立场上看，有文化和政治制度开明和自由的共和国家或者立宪君主国，也有奥地利、普鲁士和沙俄所代表的保守的君主制国家。帕麦斯顿外交的一大特点是让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两大阵营之间的调停者，并因此获益匪浅。在这样的斡旋运作中，帕麦斯顿并非没有道德倾向。他在情感上明确倾向于支持前者，但是也不是没有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玩世不恭地牺牲弱国利益的举动，即便那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共和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1846年以镇压民主革命的名义屠杀人民，吞并克拉科夫这一当时波兰仅存的独立领土，而帕麦斯顿的态度是袖手旁观，认为英国与奥地利等国的冲突会让法国从中渔利。
在外交关系中考虑本国利益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在西方的帝国主义传统里，不择手段地突出本国利益和侵犯弱小国家利益始终是顽固的不良遗产。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逐渐兴起，并成为多届政府政策的指导思想。新保守主义者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继承了帕麦斯顿的主张，短视地认为本国利益至高无上，为捍卫国家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某些地区的动荡局势和棘手的困难局面，都与这种新保守主义强硬不妥协的自私政策有关。
马克思在谴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章里曾经提及，早在1849年，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给香港的英国公使发布训令说：“英国政府迄今表现宽容，并不是由于它感到软弱，而是由于它意识到自己具有优势力量。英国政府很清楚，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
所以请媒体朋友和有关专家不要再带着赞许的口气随便说，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火烧圆明园，就是提出这句格言的帕麦斯顿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