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对党员干部起到提醒作用的“口袋书”在网上引起热议。“七一”前夕，宁波市印发《习近平总书记党风廉政论述漫画解读》和《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以下简称“《提醒本》”）两本“口袋书”，出台了“负面言行提醒”制度，引导警醒各级党员干部“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口袋书”图文并茂，形式新颖。（8月8日 《北京青年报》）
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的言行确实不当，诸如“你们最好向上面反映”、“你的事没法解决”等等，令群众难以认可和接受。任由“负面言行”泛滥，不仅会严重损害群众的感情，而且还会给党政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带来负面影响。正因为如此，宁波市出台“负面言行提醒”，能够有效约束和监管党政干部的言谈举止，正面效果值得期待。
众所周知，对于党政干部的一些“负面言行”，一直都处于问责的模糊不清地带。现实中，领导干部的一些不当言语和行为，没有违反党纪国法，在问责过程中存在灰色地带。由此，群众也常常会听到一些雷人的语言，看到一些雷人的举动，而这些所谓的“负面言行”，却可以依然“任性”下去。
那么，宁波市的“负面言行提醒”，正是一面“窗前镜”，能够随时警醒党员干部严格自律，让他们学会如何认真负责的对待每位群众。不过，在“负面言行提醒”基础上，应该强化细节层面的完善和跟进，确保制度规定落到实处。
不可否认，宁波市对“负面言行提醒”，专门以领导约谈，个人考评等兜底，强化了制度的约束力和警示度。但是，现实中领导干部的“负面言行”，却具有繁杂性和多样性，清单中的内容只是罗列了具有代表性的言行。
那么，假如领导干部没有讲出“负面言行提醒”中的内容，但工作态度消极怠慢，对群众以其他语言敷衍塞责，在工作履职中推三阻四，又该如何处理呢？其实，对于群众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党政部门人员的办事效率、服务质量，以及是否能够真正治愈“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病”。
事实上，宁波市出台“负面言行提醒”并不是个例。比如，甘肃省曾专门规定“民警工作忌语73条”，诸如“这不关我事”、“我们下班了”等也被清晰列明，但从实施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毋庸置疑，宁波市的“负面言行提醒”，确实是监管党员干部的有益尝试和探索。但是，出台“负面言行提醒”，最为重要的则是在于如何强化党员干部的管理，如何转变之前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真正让干部与群众之间实现零距离接触。
从这个方面来说，在出台“负面言行提醒”的同时，则应该强化制度设计和完善，加强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健全和落实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责任追究制等，确保问责机制最终落地。唯有如此，才能让领导干部感到压力和责任，倒逼他们主动警醒和自律，从而确保服务理念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千龙网特约评论员 刘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