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初步算了一下，与往年相比，今年全村办酒席的场次减少了85%左右，为老百姓直接节约资金300余万元。”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天保乡天保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德明告诉记者，为村民节约如此之多份子钱的，是一份全体村民“签字画押”的“村规民约”。（据7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人情来往知多少，请帖数不了。今日盛行应酬风，钞票不堪回首口袋中。亲朋友情应犹在，只是规模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杯杯酒水肚中流。”这首改头换面的《虞美人》可谓道出了公众对于份子钱苦闷不堪的心理。资料表明，农耕时代，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落后，一个家庭要操办婚丧嫁娶大事，仅凭自家捉襟见肘，乡邻乡亲每家每户送点儿礼、出点儿钱，就可以帮助这户人家渡过难关，这不仅是农耕社会原始互助文化的体现，而且也增进了乡邻的情谊，在某种形式上更是一种乡愁的表达。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在当下渐渐变了味道，特别是在很多农村更是扭曲得厉害，就像前几年的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天保乡天保村，不仅办酒形式“乱花渐欲迷人眼”，而且份子数额也水涨船高，更令人担忧的是为捞回随出去的礼金，村民们开始琢磨如何收回本钱，办酒席的名目越来越多，人情世故已经沦为了“人情负担”，这样的恶性循环压得很多村民抬不起头来，更成为了群众致富路上的一大障碍。
天保村的份子钱的悲戚画面不是孤例，在国内很多乡村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今年的两会期间，多位来自农村的全国人大代表指出，吃酒席随礼已经成为不少农民的沉重负担，滥办酒席的不良风气应该适当引导和遏制。面对这种多年形成的陋习，政府出台相关规定也只能对公职人员、党员进行约束，对村民而言可谓“鞭长莫及”。正是基于此，像天保村类似的国内一些乡村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无疑是破解这个难题的“金钥匙”。
天保村在制定“村规民约”的程序上也是值得借鉴的，该村在召开村民大会征求群众的意见，并取得超过九成的村民同意抵制无事酒的基础上，经天保村“两委”扩大会议讨论才出台了这项“村规民约”，可以说最大程度上尊重了民意，而不是村两委“关起屋子说事”，这才有了全村968户户主在“村规民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按上红手印的的“风景”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发挥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天保村的“村规民约”就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因为“村规民约”凝聚了村民的共识，取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也体现了契约精神，对强化村民的自律意识也很有帮助。天保村的“村规民约”抵制无事酒的事情也说明，只要基层政府有所担当，积极作为，党员干部能做出表率，那么移风易俗也并非一件难事。
天保村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到其他村镇，“村规民约”是乡村移风易俗的最佳“打开方式”，希望更多的乡村能够借鉴天保村的经验，让“份子钱”重塑当初的美好，让大伙在这件事情上打捞起浓浓的乡愁、乡情！（千龙网香山评论特约评论员 樊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