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暴力和恐怖袭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升温，让人担忧。刚刚过去的上个周四是法国国庆日，有人开着卡车在尼斯冲入观看焰火的人群，造成80多名无辜者死亡。这类事件这些年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层出不穷，学者们不得不对之加强调查，希望找出问题的根源。在研究恐怖袭击的时候，学者和专家容易形成一种流行思维范式，即认为暴恐分子们丧尽天良一定有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原因，认为他们的罪行不一定都是他们的邪恶造成的，因而人们需要做很多工作来改变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这样的思路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们需要非常明确和坚定地申明：恐怖主义暴力及其思想文化基础本身绝没有任何合法性，绝不能被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对话方式。假如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状况有了良好发展，或者社会福利和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否恐怖主义活动就会自动消退或者消停绝迹？是否暴恐行为是一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变异和变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样的认识不仅天真糊涂，而且完全不符合真实的现实和历史。过激的思想和行为，在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1795年-1886年）看来，本身就不包含任何真理的元素。滥用暴力的罪恶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本身不具备任何合法性。社会整体环境的进步和改善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暴恐行为的减弱。但是清除恐怖主义的真正条件之一是在原则和理想的层面上毫无保留地剥夺其合法性。过激本身就是一种谬误，就必须被坚决摒弃！这是兰克作为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他常常被忽视的重大贡献。
兰克在中国学术界被看作是近代西方史学的大师和奠基者。兰克和19世纪的西方史学家不仅开始系统地使用档案，也形成了一套运用史料来推翻成见和提出新见解的方法。他们重视基于史料的个案研究，但是同时也试图通过深入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个体性来探讨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譬如兰克的《教宗史》和多部国别史都旨在解释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精神元素和总体进程。所以兰克曾经抱怨说，“人们说我缺乏对哲学和宗教的兴趣实在是太荒唐了，哲学和宗教思考恰恰是我转而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唯一原因。”
政治史是兰克的主要兴趣。他对欧洲历史的思考在相当程度上表述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一般是与他的历史叙述糅合在一起的。不过他曾经写过《政治问题对话录》，在理论上阐释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兰克的立场有时候被说成是保守主义的，而在实际上他支持温和的社会改革，反对成僵化和停滞不前的态度。弗里德里希·冯·卡尔·萨维尼是兰克的朋友，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注重由历史进化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所谓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一个民族及其制度是缓慢地在其内在精神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兰克和萨维尼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后流行西方乃至全球的自由主义并不全然排斥，但是他们都注意到自由、平等、博爱这些革命的理想并不是可以随意套用的抽象公式，只有当它们和活生生、有血有肉、特定的民族国家历史结合融合在一起，获得独特的、适合这个国家的具体形式，这些理想才真正能够成为社会和人民的精神财富。兰克对历史档案文献的着迷就是因为他希望借助认识个人、团体和民族的鲜明个性来展示，这些个性如何在特定语境中蕴含和调试理想原则，并最终形成各个国家发展的脉络和方向，最终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关于过激政治和顽固保守，兰克在《政治问题对话录》里面有一个精辟的论断：真理和温润有度的建设性态度不是中和极端见解和立场的结果。调和或者中和不同的、甚或对立的极端见解决不会帮助人们认识真理，因为在极度激进和极端保守的观点里面往往没有了真理的精神。极端本身就是对真理的否定。这种来自对历史深刻研究的智慧是兰克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宝贵贡献。
很可惜的是，兰克坚持温润有度看问题的习惯和立场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遏制住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不过回顾他的思想在今天并非没有意义，因为温润有度的思想和行为在原则上是对恐怖主义这种极端过激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