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炎炎夏日里读一点儿史书，沉浸在人类过往的生活中，按捺下浮躁的心思，或许是消解暑热的一剂良方。近日，在窗外蝉鸣声中，重温了一遍几年前读过的《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感受又有些不同。
《花甲记忆》是晚清著名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其晚年写作的一部回忆录。丁韪良在中国前后共生活了62个年头，是当时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阅读丁韪良的《花甲记忆》，可以让我们从细节的方面，读出中国是怎样在西方的影响下，缓慢地却又不可逆转地发生着变迁。
在他接触的人中，有底层贫穷的百姓，有达官贵人，有权倾一时的朝臣，还有对中国近代史发生深刻影响的外国驻华公使。和当时他来访时的中国相比，我们今天生活的变化已非同一般，然而在其他“软”实力的方面，就可能还差强人意。丁韪良提到因清朝政府人才匮乏，最早的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人”，只能聘请英国人赫德来担任，在我们的史书中，一般会将此作为清政府卖国的证据，事实上，在赫德领导下的总税务司的清廉，让清朝的那些官员们都目瞪口呆！而官僚衙门的腐败与干一行吃一行的“传统”，在今天的官场还有延续，否则我们现在也不必花大力气打老虎拍苍蝇了。
当然，作为一个“外人”，和我们所持的立场毕竟不同，对同样的历史事件，丁韪良会有不同的解读。在我们接受的教育并因此而形成的观念中，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为了能否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而进行的一场战争，英国人是非道义的，居然为了走私鸦片而“悍然”发动战争；林则徐是禁烟英雄，可惜清政府还要将他革职，后果则很严重，那就是中国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屡战屡败并日益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历史也由此而翻开了屈辱的一页。
不过，丁韪良在写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可不这样看。在《花甲记忆》中，丁韪良说“鸦片战争”这个名称使人觉得英国人只是为了强迫中国人为英属印度罂粟地的产品开放市场，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个说法更荒谬的了。按照他的看法，其实是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无礼举动”挑起了这场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正义的战争。
对于中国皇帝用法令禁止鸦片，丁韪良认为英国从未提出过抗议，因为英国政府绝不会动一个手指来保护那些走私鸦片的英国人。而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却“像对待藩属那样对英国女王发号施令，并且采用令人无法接受的暴力手段来对待英国臣民”。当时鸦片船都停在外海的岛屿中，而它们的主人都住在广州。钦差大臣派兵包围了代理洋行，威胁住在那儿的外国人，如果在限定的日期内不交出鸦片，所有的人都要被处死。为了杀鸡给猴看，他们还在洋行前的空地上公开处决了一名当地的鸦片走私犯。
而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听说了这么“专横跋扈”的做法后，呼吁英国商人要为女王效劳，将所有的鸦片交给他，然后由他再转交给两广总督，以换取英国人的生命。根据丁韪良的描述，价值约九百万美元的两万箱鸦片被放在生石灰里，然后加水，尽数销毁，最后被倒进河里。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虎门销烟吧。他分析说，由于这笔财产是以女王的名义向这些英国商人征收的，所以女王有过许诺，每一个交出鸦片的商人都会得到补偿。林则徐的行为，则促使英国议会通过决议，授权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以迫使中国人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战争中，英国人的运气比在波士顿港口倾倒英国茶叶后的战争更好一些，于是就有了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
作为外国人的丁韪良，当然是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场战争的，比如他认为战争的起源和清政府对英国使臣的无礼有关，也和英国保护其臣民的权利有关；而英国政府之所以补偿鸦片商，是因为财产是以女王的名义向商人们征收的，报复性的战争则是议会授权的，有其“合法性”、“合宪性”；在中国人方面，钦差大臣林则徐则似乎是不理智而又过激的，在处理“涉外”事件中不按“国际惯例”走，尤其是用了威胁英国臣民生命的“暴力手段”，所以“教训”中国政府是合理的。当然更令人疑惑的是，在他的描述中，虎门销烟仿佛也成了英国人自己在处理这件事了。
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分析，一方面囿于给定史料的局限性，一方面也囿于论者自身的主观倾向，对丁韪良的说法我们可以进行驳诘，但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历史事件的视角。一味地谴责英国人的无耻，并不能减轻我们在历史中所犯错误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比如在国际交往中的盲目自大和意气用事，或许会对我们今天处置类似的事件有些启示。总之，这是一本让人常常会发生小感慨的书，正像丁韪良在序言中所说的，“假如我从前的中国学生读到此书，我相信，他们会从中产生共鸣，并看到对他们国家富有同情心的描述以及同样坦诚的批评。对于后者，我确信他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对待。”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在我们今天听来也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