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劳工工资的增长，划出了一条前十数年涨幅过慢，后七八年又涨幅过“猛”，以至于这两年又不得不暗踩刹车的非理性曲线。如此忽冷忽热，短时期问题不是太大，时间一长，劳动力供求关系势必出现扭曲，整个经济和社会都得为此支付代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邀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星介绍上半年就业形势。在回答记者关于工资涨幅为何明显趋缓的问题时，信长星提出，应适度放慢工资调整频率来保持竞争优势。（相关报道见03版）
涨工资是所有劳动者永恒的期待和诉求，多数情形下，企业主尤其是民营企业主，都或多或少缺乏涨工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市场经济条件下，调和劳资双方围绕工资产生的矛盾，通常有三大途径，分别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政府干预、舆论引导。在国内，近年间又新添了“机器换人”途径，这正成为民营企业主缓释和“规避”涨薪压力的首选举措。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国内劳工工资的增长，划出了一条前十数年涨幅过慢，后七八年又涨幅过“猛”，以至于这两年又不得不暗踩刹车的非理性曲线。如此忽冷忽热，短时期问题不是太大，时间一长，劳动力供求关系势必出现扭曲，整个经济和社会都得为此支付代价。这既是经济运行规律亦是社会运行规律，长期违背规律，出问题是必然的。
工资涨幅过慢，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赚钱容易，刺激资本过量扩充生产和供给能力，超越正常发展阶段和发展节奏，提前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长此以往，它必伴生两大矛盾：其一，劳动力阶段性供大于求，资本相对劳工更加强势；其二，低雇工成本刺激生产与服务，造成制造业和服务业出现结构性“过早过剩”；其三，导致金融资本投向出现紊乱和错位，最终酿成巨量结构性金融坏账。以至于今天整个国家，不得不为去过剩、去库存、去杠杆支付沉痛代价。
问题在于，尽管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但劳动力供给却不是无限的。在2007年前后，劳动力由供大于求向供不应求转变的转折点终于出现并逐年加剧，各类雇主不得不连年大幅涨薪来应对用工荒。然而，同一时期，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产能过剩仍在加剧，利润被不断摊薄，而雇工成本却继续刚性增长。这“一降一增”，从两头挤压企业利润。由于政府税收与企业利润正相关，企业日子难过了，政府日子也跟着难过，收过头税和增加费负就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不二选项。于是，对企业的双向挤压就演化为“三向挤压”，企业的日子就更加难过。
挤压到一定程度，终于有企业扛不住了。于是，又出现了两种令全社会措手不及的情形：第一，部分雇主把厂子卖掉移民国外或选择国内宜居城市过早当起了“寓公”；第二，部分雇主则把厂子迁移到了用工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和南亚。如此一来，稳增长既要面临去过剩的明挑战，还得直面关厂或产业资本外流的暗挑战。
然而，产能过剩可以关停并转，但工资一旦涨了上去，要想再调下来，尤其是对低端劳动力而言就非常困难，产业层次越低，雇主越不敢这么做。于是，部分是从前年起，整体是从去年起，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雇工工资增幅已开始趋缓。包括上半年，迄今只有6个省区上调了最低工资。事物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都是有惯性的，在政府已然丧失对劳工工资作行政干预的现状下，工资增幅趋缓的状况还将持续一定年份。
“十三五”时期，政府需要主导做好两件事：观念层面，引导全社会形成工资增幅与劳动生产力增幅必须保持大体平衡的理念；实务层面，要坚定不移使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鉴于国情和劳动力结构特点，应长期保持相当数量的劳动密集型产（行）业，坚决纠正一些地方让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生自灭的错误做法，该保留的务必保留并予以充分扶持。保障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充分就业，这对于每个家庭都是最基本的工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