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无论是家长还是学子们，很快就会陷入上哪所学校的困惑中。在诸多选项中，学校的名气和声望肯定是要考虑的。依我之见，选一所有故事的大学去读书，准没错。试想一下，在阅读各种书籍时，时不时地就会遇上你母校的名字，“碰上”与你母校有关的人，他们或许是学校的“发起人”，也可能和你一样，只是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过的校友之一，让人感觉一下子多了许多老熟人，此时心中的喜悦当是无以言表的。这些和学校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就是这所学校的文化底蕴，长期浸淫于这样的氛围中，你的气质定会与众不同。
当然，每所大学都会有属于她自己的故事，而能体现时代烙印的故事则更具魅力，更有历史感。作为一名在山东大学学习、生活、工作逾三十年的“资深”山大人，读到有关这所学校的故事时，依然会兴奋莫名。
山东大学的“横空出世”，与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有关。到今年6月6日，袁世凯离世整整一百年了，世人对他的评价依然是贬多于褒，然而，撇开这些历史纷争，单就对山东省地方教育的贡献而言，袁世凯还是出过力的。
作为孔孟之乡的山东，在袁世凯任巡抚期间却并不保守，是晚清时期全国推行新政最早的地区之一。1901年9月，袁世凯将拟就的《山东大学堂章程》草案上奏清政府，奏请在省城济南设立大学堂。当其奏请获得光绪皇帝“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的朱批后，袁世凯即着手山东大学堂的创建。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校长即是后来被誉为“北国工业巨子”的周学熙。在郑诗亮采写的《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一书中，就有关于第一任校长的“故事”。在“周景良谈建德周家”篇里，提到周学熙是清末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周馥的第四子，是一个“非常干练且有学问的人”，光绪年间，曾流传着有关周学熙参加顺天府乡试时的传奇故事。根据当时的制度，凡是三品以上大员及京官中级以上官员的子弟，都另编“官”字号，官字号的考生不准取在前十八名，为的是怕大官子弟的优势背景，阻挡了一般考生的前程。在周学熙参加的这次考试中，仍然有御史参奏说考试中有人作弊，并举出了包括周学熙在内的六个人的名字。于是皇帝下令彻查。其中有三人从考卷中就已发现问题，当即被革除。另外包括周学熙在内的三人则要到保和殿复试。结果是一人成绩列入三等，一人列入四等，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只有周学熙获得一等，洗刷了清白，被允许照常会试。
1901年，袁世凯委派周学熙负责创办山东大学堂，并出任第一任校长（即总监督）。在山大校史中，介绍周学熙任山东大学堂总办时，曾按照当时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整肃校风，订立章程，编印《中学正宗》一书，内选“四书五经”，孔、孟、程、朱等人的著作，用来教学，以正“中学根本”。而与传统学校不同的是，山东大学堂还非常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周学熙主持编辑了《西学要领》，内容包括西洋各家史学、哲学名人的格言和声、光、电、化的知识。这些做法在当时旧的教育体制中确实是开风气之先的。
不过，这位第一任校长在山东大学堂的任职却并不长，从1901年末到1902年初，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个中原由，却正好诠释了满清政府时期的一项任官制度。原来，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后，即由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一直追随辅佐李鸿章的周馥，则接替袁世凯的职位，升任山东巡抚。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任官时要遵守“亲属回避”的原则，即有直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应避免在同一衙门、或具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中担任职务。周馥任山东巡抚后，其子周学熙自然要“回避”的。
本以为“周家”与山大的“缘分”仅此而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周景良的讲述中，还有另外一段“故事”，就是周学熙的弟弟周学渊，也曾做过山东大学堂的总监督。在山大从1901年创办到1914年停办期间的校史中，有关于周学渊曾任校长的记载，不过有些语焉不详。倒是在网上搜索中，可以看到周学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山东大学堂总监督，任职一年”的记录，只不过他任职期间的故事仍然有待于后人去挖掘。一所大学有亲兄弟俩先后做校长，这样的事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
“建德周家”与山东大学的渊源，也有助于人们了解晚清时期的任官制度以及中体西用在大学堂里的铺陈。这些人的“故事”编织而成的近代史，变得不再枯燥乏味。这样一群有眼光、有胸襟、有才情的人创办和赓续的大学，自有其厚重的品格，由此而涵养的人文精神和学术传统，也滋养了一代代的莘莘学子。所以，还犹豫什么呢，就选类似这样的有故事的大学去读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