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南粤清风”通报称,2015年,全省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558人,有5820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礼金9058.3万元。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收送“红包”问题724件,处分743人。（3月31日《新快报》）
5820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礼金9058.3万元，人均近1.56万元，尽管从涉及金额而言,尚不能与那些动辄千万、上亿的腐败大案相比，但类似的“意思意思”、存在于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的“小微”腐败却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也为党员领导干部一步步走向“不归路”埋下了伏笔。因此，各地纪检监察部门多年来一直将整治收送“红包”礼金问题列为作风问题重点治理项目，对发现违规收受红包礼金行为进行了惩处，并设置廉政账户，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上缴收受的红包、礼金。以广东为例，2015年,该省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558人,有5820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礼金9058.3万元，应该说，这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呵护了党纪国法的尊严。
不得不说，“红包”现象一直广泛存在,而且披着“人情来往”的马甲，给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靠党员领导干部从“道德领域”要求自己“片叶不沾身”也属于理想化，以上数据就是明证。之前一些法律专家曾讨论过“红包入刑”，但也由于各种因素，立法机构并没有采纳。打着礼尚往来、节日祝福的理由给领导干部送红包、礼金，都是有“动机”的，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除了“权力寻租”还会有什么目的呢？因此，针对9058.3万元的“红包”礼金，我们还需要追问一下，还有多少“红包”礼金“隐身”在此之外？人均收受1.56万元的红包，“上供者”又是哪些人？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面对正风肃纪驰而不惜的态势，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送礼神器”成为许多“图谋不轨”者的不二选择，其隐蔽性也给纪检监察部门的反腐很大挑战。因此，各地纪检监察部门，一方面，要高举利剑，坚决惩处大肆收受红包的行为，让违纪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需要在传统的监督手段用到极致的前提下，必须健全完善技术防腐体系，让监管与时俱进，上档升级；第三，还是呼吁立法部门认真考虑一下法律专家的建议，让收受“红包”入刑。
“小红包”隐藏着“大腐败”， 惩治“红包腐败”还需“升级”，不能止于领导干部将“红包”上缴到廉政账户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