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南粤清风”通报称，2015年，全省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558人，有5820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礼金9058.3万元。据统计，2013年至2015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收送“红包”问题724件，处分743人。（3月31日《新快报》）
这是一则报道广东省反腐倡廉成果的正面新闻。报道同时曝光了一起典型案例：原乐昌市委书记收送“红包”牵出四套班子成员27人，乡镇(街道)和市直部门乡科级干部45人，涉案干部收受“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但是，由于部分内容的表述“语焉不详”，读者难免会对相关内容产生疑问。
疑问一：2015年主动拒收或上缴的“红包”中，有多少入了国库？依笔者的理解，收受“红包”属于“违法既遂”，查处后将依据数额大小和行为的性质，对当事人作出党纪政纪处分直至移送司法。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属于党员干部自查自纠的范畴，是应该肯定的一种行为。但是，主动拒收和主动上缴，又是一类问题的两个方面。拒收，表示收受“红包”的行为未发生。比如，商人甲送给官员2万元“红包”，官员拒收，2万元“红包”被原封退回，仍然存放在商人甲的腰包。上缴，表示收送“红包”的行为已然发生，“红包”被主动上缴后，依法应追缴入国库。那么，广东省5820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礼金9058.3万元中，有多少是主动拒收，又有多少是主动上缴的呢？从该则报道中，我们没有找到答案。
疑问二：查处收受“红包”是否“不溯既往”？从报道中我们知道：“2015年，全省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558人”，“2013年至2015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收送‘红包’问题724件，处分743人。”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743人–558人=185人。也就是说，2013、2014两年查处的人数，不及2015年这一年的三分之一。2014年中央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且强调要严厉查处“顶风而上不收手”的党员干部。按理说，这两年的政治氛围和纪律氛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严肃，在这种氛围里，党员干部不想、不敢收受“红包”的，应该是一年比一年更少才对。2015年，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顶风而上”的党员干部？如果是往年的陈账在这一年集中得到清理，还好理解。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数字就让人不好理解，从而对2013、2014年查处收受“红包”的工作力度表示怀疑。
疑问三：“红包”越来越小，还是有的“大红包”没有发现？2015年，5820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礼金9058.3万元。用简单的除法，我们就能算出，每个“红包”的平均份量不足2万元。对比同时曝光的乐昌市“红包”窝案的72人450多万元，乐昌市一个“红包”的平均份量就高多了，高达6万多元。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也不便深评。期待“清风”下一次吹拂吧。
“清风”拂面，蚊蝇不附，我们都期待优良的秩序、清明的吏治。勿怪笔者的质疑吹毛求疵、直截了当，只期待“清风”当清爽、透亮，不要由于措辞叙事的不严谨，让读者浮想联翩，让读者做阅读理解题。（于海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