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收入两千多万元，交税200多万元。”刘殿林说。凭借对法律的钻研以及聪明的头脑，20年后当年的一部分“老炮儿”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而受到追捧。但光鲜难以掩盖“职业打假人”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原罪”，随着更多良莠不齐的人投身这个行当，这些不光彩的东西被愈加放大。一些“职业打假人”被问题企业收买，收了“保护费”后，任由企业继续生产、销售问题产品；有的打假人用造假的手段向雇佣他们的品牌公司索要奖金。（3月20日新华网）
职业打假群体的兴起，主要在于消费品市场伪劣产品的泛滥，以及普通商品假一赔三，食品药品假一赔十的规定。而即便出于赚钱目的，正常的职业打假行为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违法成本，净化了消费市场。但沦为“假打”的职业打假行为，则变相沦为违法企业的帮凶，更让本身就备受争议的职业打假群体形象蒙羞。
正常情况下，职业打假群体的营利模式是购买假货，以协商、举报或诉讼的方式获取假一赔十，假一赔三的额外收益。或者受雇于正规企业，以买假后再举报的方式清理侵权产品，维护企业形象。然而，买假后再与商家苟且，合谋欺骗监管部门及消费者的“假打”则有违职业伦理，突破道德底线，甚至属于应受打击的违法行为。
以不举报、不曝光、不披露作为条件向问题企业收取“保护费”、“封口费”，看似只是双方的合谋，却极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犯罪。根据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掌握被害人的违法信息后，以向有关部门举报为手段，或明或暗地要求被害人给付财物，完全可以认定为敲诈勒索。典型的如，以揭发他人有贪污、盗窃违法犯罪事实或生活作风腐败等相要挟，索要财物。当然，有观点认为受害企业给付钱财属于“自愿”行为，但该“自愿”实乃违心之举，因为，假如其不“自愿”支付，必将面临更大的违法成本。
如前所述，以赚钱为目的的职业打假行为，只要不突破法律底线，其本身无可厚非。但以此为要挟手段，则既不道德，也与制假售价行为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变相地让制假现象更加猖獗。而且，“打假”打进“监狱”的事情不是没有。据报道，黑龙江市民李海峰买了4包过期的今麦郎方便面后，提出450万元的天价索赔，一审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
可见，职业打假并不是随意而为，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起码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职业打假群体之所以能取得部分专家学者与公众的支持，也正在于此。一味追求利益，罔顾道德、责任、底线的“假打”行为，无疑损耗着职业打假群体的形象，侵蚀其得以存在的正当基础。对此，有必要在职业打假行业开展打假行动，惩戒扰乱行业秩序的“假打”行为，让真正能够起到净化市场环境的职业打假人有底气、有尊严地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