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年，城镇化是政策讨论和媒体报道涉及很多的一个问题；今年一年和今后很多年，专家和有关部门会继续探索之并逐渐实施基本有共识的一些政策，而城乡各阶层的民众也一定在关注这一牵动和鼓舞人心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建设工作。让我好奇的是，至今还没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出来强调城镇化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心理层面。元旦刚刚过去，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议论的话题。
城镇化可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文化建设和教育改良，否则就真的会变成乡土气息的钢筋水泥化，盖很多拥挤在一起的房子，然后让农民住进去。容易被忽略的世界历史经验是，城镇化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是乡村和小城镇的文化建设。
由各国的案例来看，城镇化的人口门槛很低。历史学家曾经研究一次大战之前几十年的美国城镇人口高速增长，他们所理解的“城镇”是指有2500人以上的居民集中居住的地方。作家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年）写过小说《大街》，描写了上个世纪最初十几年的美国小镇生活：来自大城市的女大学生卡萝尔嫁给了中西部小城戈镇的医生肯尼科特。在她的眼里，这些经营农牧业的小镇丑陋和呆板乏味，空气被动物粪便和脏水污染，“市容简直可以说是杂乱无章，就像阁楼里乱七八糟堆放着的一些纸板箱”。她对小镇的观察和心情都体现在她对那里最大的旅馆的印象，因为她是“透过那座大楼的粘满蝇屎的玻璃窗往里面窥视”，看见的只是肮里肮脏的地板，污渍斑斑的桌布和番茄沙司瓶子，而镇上的小酒店也是一个苍蝇到处嗡嗡叫的去处，传出淫秽歌曲的哼唱声。卡萝尔十分希望这样的不堪景象能瞬间消失，每座小城镇都变得美丽优雅，成为“大草原上的明珠”（潘庆舲先生译本）。
除了粗放和大大咧咧，刘易斯笔下的小镇商人和农场主在社会问题上极端保守，慷慨激昂和直率地维护“古老的、陈腐的不平等”。当卡萝尔询问锯木厂老板埃尔德对工会和利润分享的看法时，后者吼声如雷地回答：“我一向赞成自由和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工厂，不管是谁，他都可以拔脚走路啊。反过来说，我要是不喜欢他，同样也得请他走路。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卡萝尔希望改造小城生活的意向，其实不仅是要办好公共图书馆，提倡阅读高雅文学作品，组织上演肖伯纳的戏剧，还希望进行社会改革，为劳工、为镇上的保姆和佣人们争取更多的平等和权益。
《大街》一书出版之后不仅极为畅销，而且在1930年为作者争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刘易斯的笔下，戈镇也不是一无是处。正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刘易斯让卡萝尔看到了戈镇的种种毛病，但是同时也让她充满了希望。她梦想太多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改革梦想本身是不必要的。正是因为她看到和感受到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所以她才有了改良身边环境的希望。她“嫌弃这个小镇不够漂亮”，所以“硬是想把小镇搞得漂亮一点儿”，勉力推动镇上种种事务的进步，譬如“最近新落成的学校——那令人赏心悦目的砖墙、宽敞的窗子，还有健身房以及各种专供学习农艺和烹饪的教室”。尽管卡萝尔新想法繁多，她最终还是受到当地很多人的欢迎。
这几天在《网易吕梁》上看到，山西石楼县的乔子头村在本地第一个恢复了前段时间停办的小学。其实按照美国学者使用的2500个居民的标准，再考虑到这类村庄及其周边地区往往是农工商多种经营的状况，它们其实已经是城镇。如果在这些村镇办好基础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而不是一看生源减少就轻率地关闭学校，让地方社区失去文化教育发展建设的中心和平台，基础的、微观的城镇化才可能有一个踏实的起步。据报道，乔子头村的几位基层领导自己并没有要上学的子女，但是不忍心看到本村和周边地方的孩子无法就近入学。他们和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垫钱恢复了学校，还免收学生的所有费用。吕梁山区是贫困地区，该村的带头人和民众却有这样的胸襟，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我们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还落后，都还不尽完美，但是希望和努力的空间因此也就巨大。
江南的朋友在微信上说，腊梅刚刚开放了一点点，正是最香的时候。
